野田佳彥昨日下午在官邸召開記者會，宣布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反應堆已達冷停堆狀態，標誌已完成救災第二階段。核電站營運商東京電力公司稱，福島第一核電站第一至第三號反應堆，壓力容器底部溫度現於攝氏一百度以下，新的輻射物洩漏據報也已被大幅抑制，滿足了其定義的達到冷停堆狀態的條件。北海道大學核工程教授奈良林直認為，政府應會檢討災區情況，或會解除有關輻射的禁令。
不過，有日本網民稱，現時反應堆內燃料棒情況不明，亦無數據可供分析，直斥政府這次公布純屬謊話。
有反核分子昨日趁機到日本首相辦公室外示威，穿上保護衣、手持標語諷刺使用核能；本州靜岡縣吉田町地方議會，亦要求報廢鄰近的濱岡核電站。
然而日本核危機不斷，位於九州的玄海核電站上周五洩漏出一點八噸含輻射冷卻水事故，九州電力公司昨日向縣政府通報稱，是冷卻水裝置的水泵主軸發生斷裂所致。
多名「反核之眾」成員寒風細雨之下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甘浩望神父和快必譚得志今日下午到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信，譴責日本政府隱瞞福島核輻射污染情況。意料之外是交易廣場保安臨時充當「落閘機」，即時關閉至少兩道玻璃門，阻止示威人士進入大廈內的日本領事館。（詳見本網關於核電的報導）
示威人士和在場保安擾攘約二十分鐘，及後由警方安排下，示威者在附近天橋喊叫口號，高舉標語環額，以英語、廣東話及日語宣揚反核訊息，「不要核武!」、「不要核電」、「不要核工業」之聲此起彼落。
最終日本領事館派出職員（左黑色西裝男士）前來接收請願信，反核之眾成員先後以英文及日語讀出抗議信內容。其中一名本身是日本人的示威者，先行日本傳統禮儀以九十度鞠躬，再以日文宣讀抗議信。後和平離去。
抗議信五點要求如下：
1. 日本政府立即協助全部福島居民撒離，特別是36萬名兒童，並協助人民在無輻射威脅的地區建立新家園
2. 日本政府督促「東京電力公司」公開自311核災發生後福島核電廠18000名清理工人的健康紀錄
3. 日本政府為福島核電廠1500萬百方公里範圍的社區購置食物輻射量度器及全身幅射量度器，聘請沒有核利益聯繫、對低劑量輻射引致的疾病有可靠研究的獨立專 家如 European Committee on Radiation Risks 的Dr. Chris Busby和白俄羅斯Belrad研究所的科學家，跟進日本兒童的健康情況
4. 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向其他國家輸出核技術
5. 要求日本駐港領事不要隱瞞及淡化日本輻射污染的危險
交易廣場阻止反核示威
示威初期，團體打算登入交易廣場到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信，惟給廣場內保安阻止，連大堂也不能進入。雖然「反核之眾」成員文思慧及梁國雄多次質問保安員禁止 他們進入大廈的理由，並強調只是坐電梯前往位於46樓的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信後會離去。但一名穿着西裝的外籍男士出面交涉，指因無法確定示威人士的行 動，故不能讓他們進入大廈。保安更即時表演「關門落閘」。當示威者企圖奔向另一道玻璃門時，保安員在大廈內緊跟隨後，再次關門，嚴重限制示威人士的示威自 由。
組織在「311福島核事故」後成立，更多核電引致的健康及生態後果，可瀏覽此。
大江健三郎（左二）率領反核遊行（攝影：Alfie Goodrich/Japanorama）
今年三月，日本東北地區發生九級地震和海嘯，位於福島縣雙葉郡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七級核災難，輻射大量外洩，居民被迫逃離家園。面對巨大災難，日本人表現的忍耐和平靜很讓外國人讚嘆，但是，也有人對核災難後日本只有零星的反核聲音，感到很不解。
核災難發生後的半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大江健三郎等發起「千萬人簽名反核能」運動。他們在東京明治公園舉辦了一次大型的「莎喲娜啦 原子能」集會，出席人數高達六萬人，是多年來集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一些人也許會慨嘆「日本人終於覺醒了」。但其實在福島發生核災難之前，日本的反核運動一 直持續不斷，並且在多個地方成功阻止核電站建成。
然而，核災難還是在日本發生了。面對這樣的事實，不難想像日本反核人士的心情。「莎喲娜啦原子能」集會發起人之一安齋育郎是一位輻射防護專家，也是 京都立命國際和平博物館的名譽館長。他今年71歲，是東京大學原子能工學科第一屆畢業生。他從七十年代起就批評政府推動核電，並曾在福島跟當地居民一起反 核。福島發生核災難後，他在一個公開場合說，他對自己未能勸阻政府推動核能感到很羞愧。
大賀絢子（攝影：鐘聖雄／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今年38歲的大賀絢子從事有機農業。她從13歲起就參加反核，是福島「廢爐行動40年計劃委員會」的事務長。今年四月她和同伴宇野朗子到台灣參加反 核遊行。她對台灣民眾說：「對於日本核災造成鄰近國家的不安，我感到很抱歉！我由衷的希望，台灣人民不要遇上類似的災難，也希望自己有能力能夠阻止這些事 情的發生。」
兩位反核人士對核災難的回應，表現了他們的承擔精神，但也讓人感受到日本反核道路的艱辛。本文簡介日本幾個主要的反核抗爭、反核運動面對的阻力和現況，讓讀者從中一瞥日本反核運動的歷史。
〔祝島三十年抗爭〕
日本反核運動最為外界所知的抗爭，應該是祝島居民持續近三十年，反對興建核電廠的抗爭。祝島位於山口縣瀨戶內海，人口只有五百多，島上居民大都以捕 魚和耕種為業。1982年電力公司在山口縣籌建核電廠，廠址選在祝島對岸3.5公里外的上關町浦田港。祝島居民知道，一旦興建核電廠，週遭自然環境將會受 到破壞，他們也會失去生計，從此反核抗爭成為祝島居民生活一部份。
二十九年來，每個星期一黃昏，祝島居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繞島遊行一周，以示他們堅決反核的立場。每逢電力公司派人在附近海域調查或施工，居民都會用自己的漁船圍堵和攔阻，並且佔據預定用來興建核電站的地盤，阻止施工。
彩虹獨木舟隊（攝影：東条雅之／崔愫欣的Blog）
祝島的抗爭一次又一次迫使電力公司擱置建造計劃，抗爭的隊伍也日益壯大。留在祝島的居民，大多是中老年人和婦女，但不少外來的年青人加入了抗爭行 列。一群玩獨木舟的青年組織了「彩虹獨木舟隊」，跟祝島居民一起在海上抗爭。當地和海外的環保組織也經常聲援祝島的抗爭。現時簽名支持祝島停建核電站的人 數已超過一百萬；與此同時，祝島成立了「千年建島基金」，計劃發展太陽能，將祝島建成為一個無核家園。
〔六所村反對設置核燃基地的抗爭〕
六所村居民反對設置核燃基地的抗爭，是日本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反核抗爭。六所村是青森縣一個只有一萬二千人的村落。1984年日本政府提出在六所村建 立乏燃料（即用畢的核燃料）再處理工廠、鈾濃縮工廠和低發射性核廢料處置場三項核設施（之後又加上了乏燃料貯藏設施、高放射性核廢料貯藏管理中心和 「鈽」、MOX加工工廠、原子爐內廢棄物埋設等設施）。計劃雖然得到青森縣縣長和六所村村長支持，但遭到漁民和村民反對。六所村漁民和村民的抗議行動遭到 大力打壓，包括遭警察拘禁，但同時也引起社會對「核燃料循環設施」安全的廣泛關注。
1986年切爾諾貝爾的核災難令日本民眾對核電安全的憂慮大為增加，各地簽名、集會和請願行動此起彼伏，支持在六所村設置核燃基地的村長也在選舉中下台。可惜以「凍結核燃基地建設」為競選綱領的新村長上任後，立即同意繼續建設工程，令反對運動受到很大打擊。
六所村的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置場於1992年建成並投入營運，不少老一輩的村民也淡出抗爭。但反對聲音並沒有停止，一些新村民更組成「女性露營隊」， 以身體阻撓核廢料的運輸，令抗爭得以持續下去。同時，1988年成立的「阻止核燃循環一萬人訴訟團」和居民多次就設施的安全提出訴訟。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 帶頭成立了一個叫Stop Rokkasho 的計劃，通過音樂引起人們關注六所村核設施的問題。原本計劃在1997年投產，位於六所村的乏燃料再處理工廠，因為技術問題未能解決，至今仍未能投入營 運。
坂本龍一（來源：sitesakamoto.com）
〔新瀉縣卷町反核公投運動〕
日本多個地方的反核民眾曾成功將核電拒諸門外。至今為止，日本一共有22處預定建核電廠的地方因居民反對而未有動工，另外有5個地方最終取消有關計 劃，其中包括三重縣蘆濱核電廠、石川縣珠洲核電廠和新瀉縣卷町核能電廠。 事實上，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加上日本國內多次大小核意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日本人大多數人都反對發展核電，這情況一直到2005年後才稍有 改變。
日本學者菅井益郎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反核成為日本居民運動三個主要議題之一。他認為，這段時期日本雖然經歷了經濟及政治上「失落的十 年」，但包括居民運動「培育發展出日本人個人的獨立及主體性格的意識」，令現在日本人普遍渴望實踐直接民主，而公投運動就是體現直接民主的方式之一。
多年來，日本的反核民眾不斷以示威、請願、簽名運動、直接行動、訴訟、拒絶出售土地等方式，抗衡結合政權、財團和傳媒的核電勢力。他們又利用地方選舉提出核電議題，或者在議會中就建造核設施提出反對議案，以至進一步以公投方式，讓民眾直接表達他們的意向。
1996年新瀉縣卷町就是否贊成建造核電舉行公投。這是日本民眾首次對此議題進行公投。卷町建造核電廠的計劃，早於1969年傳出並引起居民的關 注。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後，居民大都反對興建計劃，但是原本贊成凍結建造計劃的町長（即鎮長）於1994年改變立場，同意讓建造計劃重新展開。卷 町居民要求舉行公投，但遭到拒絶。居民於是自行舉辦民間公投，結果投票率高達45.5%。居民隨後發動罷免町長的聯署運動，迫使町長辭職。在1996年1 月的町長選舉中，居民選出贊成停建核電站的町長，並於八月舉行正式的公投，結果超過六成人反對建造核電站。
但是，卷町地方議會中的議員大多為擁核派。隨後幾年，擁核的議會持續跟電力公司和中央政府陰謀推翻公投結果。為了阻止擁核派的陰謀，町長將預定建造 核電廠的土地賣給反核人士。町長雖然為此給扣薪，議會更就賣地一事提出訴訟，但法庭最終判決賣地一事沒有違法。2003年聖誔前夕，東北電力公司終於宣佈 放棄在卷町建造核電廠的計劃。
〔政府以金錢消弭反對聲音〕
早在六十年代，日本不同地方的漁民和農民便已各自展開反核行動，一些計劃建造核電廠的地方如女川、柏崎、刈羽、伊方等都曾出現激烈的抗爭，但當時日本正值經濟起飛，城市居民享受了電力發展帶來的好處，再加上政府的宣傳誤導，大都對反核聲音聽而不聞。
為了消弭地方上的反對聲音，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電源三法」（電源開發促進法、電源開發促進對策特別會計法、發電用設施周邊地區整備法），讓日本政府和電力公司向各縣提供補償金，誘使它們同意興建核電廠。
日本縣政府有權拒絕國家在當地搞設施，但是，一些遍遠地區比較貧窮，年青人都跑到大城市，縣政府稅收有限，地區上的設施和服務都很不足。提供大筆補償金的確有效消弭了大部份反對聲音。另外，由於核電廠在所在地方僱用不少人，令到民眾的意見出現分化。
以青森縣六所村為例，低放射性廢棄場的員工中，一半是當地居民，而六所村村公所又利用補償金建造運動場、溫泉會館和兒童午餐中心等。在青森縣當牙醫 的山本若子是「阻止核燃循環一萬人訴訟團」的成員。她指出一個地方一旦接受興建核能設施，地方政府的財政就會日益依賴中央的補償金，甚至因為想繼續獲得補 償金而不得不建造更多核電廠。她說青森縣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同樣，山口縣祝島對岸上關町的民眾大都贊成興建核電站，原因也是期望核電廠能振興當地經濟。福島核意外後半年，上關舉行町長選舉，原來的擁核町長當選連任，擊敗反對建核電站的候選人，由此可見，經濟利益作為誘因是如何將地方上一些民眾跟核電緊緊地綁在一起。
安斎育郎說，日本的核能發展是在五方推動下完成的。這包括中央政府、電力公司、地方政府、記者和專家。他認為還可以加上擁核的民眾。他說，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的雙葉郡，七十年代就有一個居民組織四處宣傳，為了建立繁榮美好的雙葉郡，當地應該建造核電廠。
〔為核能塗脂抹粉的主流媒體和學者〕
日本九成以上的家庭有訂報習慣，然而日本主流媒體經常被批評為政府的傳聲筒。就日本的核能發展，安斎育郎就指日本記者未有充份監察和批評政府，相反一直配合政府推動核能的政策，散播核能既安全又經濟的謊言。
這情況在福島發生核災難後沒有改變。福島核災難後，日本政府一直阻撓獨立記者和海外傳媒採訪災情，只允許幾家主要媒體出席報告核災難情況的發佈會， 而主流媒體的記者就只是配合政府，宣稱災情並不嚴重或情況受到控制。獨立記者上杉隆更指責，電力公司是主流媒體的大客戶，所以主流媒體的記者在東京電力公 司的記者會上，從不對電力公司的說法提出質詢。當獨立記者揭露電力公司企圖隱瞞災情時，主流媒體卻找來擁核的專家淡化事件。
事實上，日本引入核能，傳媒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五十年代美國為了減低日本人的反美情緒，就是通過《讀賣新聞》在日本大力宣傳「和平使用核能」，令 日本人對核能大為改觀。上杉隆揭發，3月11日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事故時，東京電力公司主席正與多家日本主流傳媒的行政人員在中國訪問。
為核工業塗脂抹粉的，除了主流媒體外，還有學者，如現任日本核力安全委員会委員長的東京大教大學教授班目春樹、福島核災難後獲委任為福島「輻射健康 風險管理顧問」長崎大學教授山下俊一等。事實上，日本有大批學者給民間列為核能工業的「御用學者」，即使在福島核災難後，他們還是配合政府和電力公司，違 背良心地一味叫日本民眾放心，沒有讓民眾了解真相。
〔福島核災難後〕
今年三月福島發生核事故後，大面積土地和海水給污染，政府宣佈封鎖核電站週圍二十公里的地方，數以萬計的人被迫長期離開家園。然而，從一開始政府和 電力公司便力圖淡化災難，甚至不惜將封鎖區範圍縮小，並提高所謂「可接受的輻射污染水平」，否認參與救災的工人的死亡跟核災難有關。日本政府種種的做法已 失去民眾的信任。
日本青年加入反核陣營（攝影Junji Kurokawa/AP）
雖然日本一向有全國性的反核組織，而各地的反核民眾也經常串聯合作，然而反核運動主要集中在建有或計劃興建核設施的地方，即遠離大都市的地方，城市 民眾在反核運動中也不活躍。福島核災難後不久，首都東京開始有零星的反核遊行，遊行人數開始時只有數百，但隨後出現的反核遊行，人數增至數千以至過萬，而 最引人注目的是都市年青人大量加入遊行。9月11日，一個主要是青年人組成的反核遊行隊伍，遭到右派的民族主義者衝擊，在新宿車站附近有十多人遭警察拘 捕，顯示日本政府擔憂城市青年在反核運動中日益活躍。
在福島核災難以前，參與日本反核運動的多是年中老年人，另外女性又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核災難發生後，女性（尤其是福島的女性）再次走到全國反核運動最前面。
福島縣位於日本本州東北地區，境內有兩家核電廠一共10個核反應堆，雖然當地有反核組織，但大多數民眾對核電設施並不關心。今次發生災難的第一核電 廠首個反應堆建於1971年，本應於今年初「廢爐」（即永久關閉），但卻獲准繼續運行十年。當地的反核組織組成了「廢爐行動40年計劃委員會」，成員大部 份是女性。他們準備在今年三月下旬舉辦大型活動，呼籲廢爐，可是活動未及舉辦便發生核災難。
參加靜坐的福島婦女。（來源：majiroxnews）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為了淡化核災難的嚴重程度，只將福島第一核電廠方圓20公里範圍內的居民撤走，福島縣其他地方即使檢測證明輻射超標，仍不能獲得 政府同意疏散。「廢爐行動」成員在核災難後很多被迫離開家園，分散在日本各地。不過他們很快便重新走在一起，呼籲政府立即疏散福島的兒童和懷孕婦女，擴大 疏散區的範圍，和立即制訂立保障市民免受輻射污染的措施等。可是政府一直漠視他們的呼籲。一群為數二百人的福島婦女遂於十月底連續三日在東京靜坐示威。福 島婦女的行動，讓國內外更多人知悉核災難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也讓人見識日本政府對災民的冷漠。
福島核災難後，除了福島受到輻射污染外，其他地區也驗到高水平的輻射，加上政府批准福島食品進入市場，又將福島受污染的泥土和廢物運送到全國不同地 區埋葬和焚燒，令輻射污染擴散到更大範圍。這些措施受到猛烈批評，民間展開了自救運動。很多人自行量度空氣、食物和水的輻射含量，也有民間組織和個人到福 島為兒童檢查身體，為災民的家園清除輻射物質。
日本反核運動仍然如火如荼，有市民組成的團體發起，在東京和大阪就是否繼續採用核能進行公投。這項公投別具意義，因為核電廠建在偏遠地區，生產的電 力卻主要供應大城市。 此外，有市民長期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外示威，各地也持續有反核集會和遊行。11月中，在東京西南的濱岡有3,500人以人鏈方式包圍核電廠，而在福岡縣福岡 市，有一萬五千人集會和遊行。
《朝日新聞》在日本全國進行的意見調查顯示，從四月中到六月中，日本反對核能的人由32%增加到42%，而6月11日至12日期間進行的調查，近四分三的人贊成逐漸減少使用核能並終完全停用核能。日本電視台NHK十月做的意見調查也顯示七成的人認為應減少或完全停用核能。
日本先後經歷原爆和核災難，和平使用核能的神話基本上已完全破滅，相信在不久將來日本會真正走上「脫原發」之路。
〔參考資料〕
(1) 嵐山出家人：日本放射能專家同日本大學生談福島核事故
(2) Ikuro Anzai (安齋育郎): Agenda for Peace Research after 3/11
(3) 廖靜蕙：福島災民現身台灣 見證核災籲勿重演悲劇
(4)呂苡榕：不願核災重演 福島災民登台
(5) 崔愫欣：祝島的一千個傍晚——反核之島抗爭記實
(6) 喜田讓二：當核燃料與我們同在一起──六所村核燃基地的故事（上）
(7) 喜田讓二：當核燃料與我們同在一起──六所村核燃基地的故事（下）
(8) 伴英幸：日本的核能政策與市民的反對運動
(9) Nuclear Energy Agency, OECD: Public Attitudes to Nuclear Power, P.41
(10) 菅井益郎：日本現階段的住民運動 －－以反核電廠為主軸
(11) M. Fackler, N. Onishi: In Japan, a Culture That Promotes Nuclear Dependency
(12) 台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日本的核能重鎮青森縣
(13) 山本若子：核能設施絕非居民的幸福—來自日本青森縣的報告
(14) 核電站推進派連任山口縣上關町長
(15) Makiko Segawa: Free Press Association of Japan Takes on the Information Cartel
(16) Makiko Segawa: Fukushima Residents Seek Answers Amid Mixed Signals From Media, TEPCO and Government. Report from the Radiation Exclusion Zone
(17) 池上善彥: 在核能意外爭議中，導入戰後史的視野
(18) 原発関連御用学者リスト
(19) Update on Anti-Nuclear Protests in Japan
(20) 松井耶依：日本環境運動中婦女扮演的角色
(21) Saeko Uno: Hairo Action Fukushima
(22) iidaruth: Let the House Burn, but Save the Children
(23) Japanese activists pushing for nuclear referendums
(24) 74% of Japanese Favor Nuclear Phase-out
(25) 70 percent in Japan want end to nuclear power
*有關福島核災難後日本的情況、政府的措施和民間的回應等，參考以下網站:
EX-SKF、Fukuhsima Update、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
[延申閱讀]
(1) 大江健三郎：歷史不能重演
(2) 村上春樹：身為一個非現實的夢想家
(3) Can pigs fly - History of the No Nuke Movement in Japan
(4) 公視：我們的島～從廣島到福島
他們說：沒有核能就沒有生命、沒有將來。
電力公司仍將從核電廠獲得巨大利潤－－只要再沒有大地震、大海嘯。就算現在，東京電力公司得到政府支持，未有倒閉跡象。
執政黨得到電力公司的巨款支持；政府改組後，他們亦獲得電力公司的巨款捐獻。
執政黨去年擬定了政策，興建更多核電廠。2030年核能提供的電力將會由百分之三十增至一半。日本還會在其他國家銷售核電廠。
反對黨在政府改組前亦沒有非議核電廠，它們從電力公司獲得巨額捐獻。
現時只有前首相和少數政客要求放棄核能。新首相其實相信也會再次發展核電。
電視、報章和雜誌這些大眾傳播媒體根本不能批評核能，因為電力公司提供的廣告收益不菲。
對這些電視、報章和雜誌來說，電力公司是上佳的顧客。
小小的城市，若有核電廠，便可以得到來自電力公司和政府的支持，數額要比其他城市高三倍，所以它們有好的醫院、文化中心、圖書館、公立學校、音樂廳及其他。而核電廠工人會有服務他們的小酒店、餐廳和商店！所以許多人受惠於核電廠。
不過，許多逃離福島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要求停止福島核電站！
至於日本的大公司則擁有極多電力公司的股份。它們的立場與電力公司並無分別。
這種情况早在1953年便開始：那時候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稱「 原子要為和平服務」。
──荒井真一演出中的獨白
荒井眞一是日本的著名行為藝術家，十月底曾來港參與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主辦的反核行為藝術演出。他的作品，向來敢於挑戰權威、批判右翼政黨施行的洗 腦式國民教育，例如「Happy Japan」。這一趟來港，他帶來了一個新作品，是關於核電的；亦是他從沒想過的問題──如果沒有發生過311福島核災的話。
荒井：『我以前從沒想過核電究竟有甚麼問題，我平日耗用很多電能，很依賴電能，但自從發生了311事件之後，我不得不去思考核電的問題，不單單我一個人，全國一半居住在東部的日本人都不得不去思考這問題。
即使立即停用核電的話，仍有核廢料的問題要處理，究竟放置到哪裡去呢？政府說可以再循環，科學家們心裡很清楚那是絕對不能再循環的，可是，政府不肯 承認沒可能，還強辭正在研究方案。不可循環就把它埋藏起來好吧？例如芬蘭正在挖掘把二百米深的地洞來處置核廢料，可是，那些輻射元素要長達數十萬年時間才 衰減，萬世之後的人類會不會像我們挖掘金字塔那般探挖那些地洞，以為那必定是祖先們遺留給他們的寶藏呢？──那不就完蛋了嗎？況且，日本地震頻繁，埋藏絕 對不是好方法。那是非常令人煩惱的事。』
我們不太了解日本的反核運動，荒井雖然不是activist，但從他的作品可見他對社會議題非常關注，事實上他也是個上街的藝術家，我們且把話題移到日本反核運動的年青人。
日本青年的SOUND DEMO
香港人對日本年青人的印象不是很潮就是宅男，其實，實況是怎樣的呢？
荒井：『實情是日本也有出身貧窮的年青人，有單親問題家庭的、受家暴影響的．．．日本離婚率很高．．．在學校被欺凌的。即使家庭經濟可以，畢業後亦 會找不到工作，生活上出現種種困難的年青人。（記者按：近十年來，出現了很多長期「炒散」的飛特族──“freeter”）這些年青人不接觸大眾傳媒，因 為電視看到的都是假象，與他們的生活相距甚遠。網路反而是他們可以通行無阻的地方。近年來，這些邊青開始在日本土炮臉書──「MIXI」上結集。』
在MIXI平台上，他們可以同聲同氣，結成群組，一呼百應。可是，甚麼驅使他們上街呢？
荒井：『日本是一個挺荒謬的國家，雖然號稱民主、國民有結社集會自由，可是，示威得向警察申請，遊行路線受限制，動員多過遊行人數的警力，把你重重 包圍，彷彿你是甚麼暴徒，犯了甚麼大罪似的。所以，一般日本人心目中遊行就是搞事、異類分子。年青人不會出來遊行，那是左翼人士──大叔大嬸才會做的事， 而且十分「樣衰」。
然而，年青人有他們自己一套的上街方式，大約三、四年前，東京街頭出現了所謂 SOUND DEMO ──噪音遊行，他們開著貨櫃車，在車架上打band、摔碟，穿街過市，大唱大喊：「我要工作！給我工作！」這種像玩樂的示威形式，吸引了其他年青人，邊緣 孤立的一個個年青人──覺得這方式挺有趣不防參與一下的年青人都聚集起來。』
荒井提到近年頗為轟動的宮下公園事件與SOUND DEMO的關係：『在東京鬧市澀谷，車站附近的宮下公園，一直住了約二十位露宿者，市政府想出一條清場的絕橋──把公園租借給NIKE，改建「NIKE公 園」，美其名給居民提供玩滑板、攀石的免費設施。露宿者及支援團體固然反對，年青人、婦女也不贊成；公園是公共的地方，怎可租出給財團？他們以SOUND DEMO的方式抗爭，於是乎，好些年青人被band sound吸引，本來不明示威訴求，漸漸也了解。而公園（引申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激起了露宿者抗爭和Hip Hop文化運動的交疊。那是三、四年前開始，現在仍在抗爭中。』
八月受位於油麻地的活化廳邀請駐場的市村美佐子──八年前至今一直以露宿者方式生活的藝術家──也有參與其中。
素人之亂、Hip Hop文化
荒井提及近來在日本反核遊行中出現的「素人之亂」。
『其中，一群名叫「素人之亂」的年青人，他們的基地在高円寺，開循環用品店，反消費、反壟斷，主張貧窮無罪。他們也過來參與。在澀谷一帶雖然十分開 發，亦偶有租不出的空鋪，他們平租了一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鋪位，樓下開居酒屋兼循環用品店；樓上給示威人士做會議室，而且可以讓外地來的人住宿其間。
這群人非常有趣，為首的松本哉，畢業於傳統培養政界人士的政法大學，他的抗爭手法很有新意。若干年前，他參選市議員，在網上發起號召，數以百計的人 來聽他發表演說，帶著樂器、橫額、帳蓬、煮食爐，在高円寺站前廣場開餐打邊爐，儼如佔領高円寺。更妙的是警察不能干預，因為那是拉票活動，他們不敢得罪一 個未來政客。
平日街頭是給車輛使用的，東京的銀座、秋葉原等地方，假日會劃出「步行者天國」，禁止車輛駛入，人們才可使用街道。佔領高円寺和宮下公園事件，讓年青人反思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原來我們也可以使用街道，而且可以用自己一套愉快的方式上街，載歌載舞。
日本近十年來興起Hip Hop文化，起初商業味很濃，但是，近年冒起的一些新隊伍，真的以Hip Hop言志，訴說出他們自身──低下階層的苦況和憤怒。例如，某Hip Hop組合不諱言自己出身部落*，在作品中訴說幼時和妹妹在便利店撿零錢的辛酸童年，我聽了十分震撼，在日本竟還有這樣不公義的事實！』
日本青年加入反核
荒井：『這些抗爭新文化──素人之亂、宮下公園的示威者、Hip Hop組合等等，在311核災爆發後，亦爆發出他們的能量。初時，四月期間，素人之亂在網上召集了約五、六千人，其實相當浩大，媒體當然沒有報導，他們自 己在網上發布，後來的遊行愈來愈多人加入，而且不像以往揮旗、喊口號的反核遊行，男女老幼，年青人居多，奇裝異服，喜氣洋洋的上街抗議。看到網路上東京愉 快反核的片段，其他地區也開始零星的示威行動。於是，九月的反核遊行達到五萬人。』
荒井今年52歲，對比起他當年上街，現今的反核年青人有何不同呢？
荒井：『他們比我們強多了。就我個人而言，當年的反叛，只是一味向前衝，不知道不要這樣可以怎樣，即使很多人認為我的作品非常政治性，我其實只表達 了自己的不滿和困惑，當不上activist的角色。現今的年青人，可以說有勇有謀，懂得運用公民權利，利用網絡的優勢，例如他們主動做民意調查，向政客 們施壓。一般敢怒不敢言的人，在網上看到他們的消息和論點，也覺得自己並不孤立，甚至會放膽站出來。』
*記者按：江戶時代階級制度中最低下的一層民眾，像印度的種姓制度，部落民世代貧窮、受歧視，由於出身問題，他們只能做比較低下／厭惡性行業，而藝能界亦有不少部落民。
延申閱讀：
1. 荒井真一的網頁
2. [G8直擊系列] 窮人大反擊──東京高円寺「素人の亂」
3. 松本哉新書《貧乏人の逆襲》摘譯──〈Demo作戰〉和〈三人示威〉
（圖說：「網上反核之友」幾名成員每星期六都到旺角街頭宣傳反核訊息。）
超人，原名張超勤，因超勤與超人同音，中學時期起便有這個「花名」，是個四十多歲的已婚男子，本來是個平凡的普通文員，閒時學英文。他坦承工 作以外很少理會社會議題，本來沒有想過要進行反核示威。但是日本福島核事故後，他了解到核能潛在的危險，頓時感到人類應停止使用核能。他在網絡發放反核資 訊，在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了「網上反核之友」Facebook專頁，從五月三日起更每週六到旺角進行反核宣傳。他的反核宣傳很簡單──用三個易拉架列出反對 核能的理據，放在路旁，然後跟途人解釋他們的看法。
毅然進行反核行動，除了是因為日本核事故後，他深深感受到核能的危險外，也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反核行動。當年中國決定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在香 港引發強烈的反核聲音，但後來興建核電廠的計劃繼續，反對聲音卻越來越小。「最慘的是，後來反核的聲音好像消聲匿跡了一樣，彷彿世上再沒有這件事。」超人 因此下定決心進行發核宣傳，不理會自己的力量是多微小。
「網上反核之友」的成立目標有三個，第一，要求關閉所有核電廠，避免發生核災難；第二，提倡節能，珍惜地球資源，停止高消費生活；第三，盡人類 的責任，保護大地。雖然他認為關閉所有核電廠的機會很小，但仍然覺得這個訴求是必要的，因為一旦作出妥協，就失去了反核的原本意義。
「人類太相信科技了。」超人是一名基督徒，認為是神委派人類管理大地，人類要做的是愛護大地回應神的旨意。他認為基督徒一般都傾向反核，因為他 們相信在神的安排下，人類智慧有限，人類科技如核電廠卻越來越複雜。但他認為，災難過後，不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香港人，都很快淡忘了這件事。
每星期六，超人跟其他組織成員都會到旺角擺設攤位，宣傳反核。旺角人流眾多，但超人坦言，每次可能只有不足十個人主動向他們了解更多跟核電相關 的問題，有時更會有人指罵他們，著他們不要宣傳甚麼反核。超人卻認為，即使少人關注，搞組織是要形成反核的聲音，讓香港人不要以為反核的聲音已經消失，知 道有少部分人仍在抗爭。雖然宣傳效果不太理想，但偶而也會遇到支持者，例如一個婆婆逢週六都會到來支持他們，令超人感到格外滿足。
日本民間團體於九月中發起「永遠告別核電」全球千萬人簽名運動，為了響應超人在十月一日起也開始了街頭反核簽名運動。問超人會否將反核行動升 級，變成更大規模的宣傳示威，他直言自己不打算這樣做。他認為即使組織的聲音微小，但只要他們一直在做，一直發出反核的聲音，便已足夠。「我不是搞社運的 人，但起碼香港會有人，指出核電是危險的。」他指更大規模的示威，應留給環保團體負責，自己只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就夠了。
現時的香港，或許已有太多人在太多事情上保持沉默，超人和他的朋友們的反核聲音雖然微小，但是它大概會一直存在，一直存在。
日本傳媒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2號機的核子反應爐安全廠房內的氣體，可能含有具放射性的氙，且可能已核分裂。
東電表示，第一核電站2號機的反應爐安全廠房內的氣體可能含氙，有可能會發生核分裂，已注入控制核分裂的硼酸水到反應爐。
東電表示，測量反應爐溫度、壓力、輻射線量的監視點數值並無異常。
2號機的安全廠房為了防止可能引發爆炸的氫氣聚集而安裝換氣設備。昨天核電廠人員分析所採的氣體後發現可能含氙。為了安全起見，在台北時間今天凌晨1時48分已開始注入硼酸水到反應爐。
Global radioactivity data challenge Japanese estimates for emissions and point to the role of spent fuel pools October 25, 2011 link
The disaster a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in March released far more radiation th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laimed. So concludes a study1 that combines radioactivity data from across the globe to estimate the scale and fate of emissions from the shattered plant.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contrary to government claims, pools used to store spent nuclear fuel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release of the long-lived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 caesium-137, which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y prompt action. The analysis has been posted online for open peer review by the journ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Andreas Stohl, an atmospheric scientist with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ir Research in Kjeller, who led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analys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ffort yet to understand how much radiation was released from Fukushima Daiichi. "It's a very valuable contribution," says Lars-Erik De Geer, an atmospheric modeler with the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in Stockholm, who was not involved with the study.
The reconstruction relies on data from dozens of radiation monitoring stations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Many are part of a global network to watch for tests of nuclear weapons that is run by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in Vienna. The scientists added data from independent stations in Canada, Japan and Europe, and then combined those with larg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aches of global meteorological data.
Stohl cautions that the resulting model is far from perfect. Measurements were scarce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Fukushima accident, and some monitoring posts were too contaminated by radioactivity to provide reliable data. More importantly, exactly what happened inside the reactors — a crucial part of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emitted — remains a mystery that may never be solved. "If you look at the estimates for Chernobyl, you still have a large uncertainty 25 years later," says Stohl.
Nevertheless, the study provides a sweeping view of the accident. "They really took a global view and used all the data available," says De Geer.
Challenging numbers
Japanese investigators had already developed a detailed timeline of events following the 11 March earthquake that precipitated the disaster. Hours after the quake rocked the six reactors at Fukushima Daiichi, the tsunami arrived, knocking out crucial diesel back-up generators designed to cool the reactors in an emergency. Within days, the three reactors operating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overheated and released hydrogen gas, leading to massive explosions. Radioactive fuel recently removed from a fourth reactor was being held in a storage pool at the time of the quake, and on 14 March the pool overheated, possibly sparking fires in the building over the next few days.
But accounting for the radiation that came from the plants has proved much harder than reconstructing this chain of events. The latest report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ublished in June, says that the plant released 1.5 × 1016 bequerels of caesium-137, an isotope with a 30-year half-lif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long-term contamination from the plant. A far larger amount of xenon-133, 1.1 × 1019 Bq, was released, according to official government estimates.
The new study challenges those numbers. On the basis of its reconstructions, the team claims that the accident released around 1.7 × 1019 Bq of xenon-133, greater than the estimated total radioactive release of 1.4 × 1019 Bq from Chernobyl. The fact that three reactors exploded in the Fukushima accident accounts for the huge xenon tally, says De Geer.
Xenon-133 does not pose serious health risks because it is not absorbed by the body or the environment. Caesium-137 fallout, however, is a much greater concern because it will linger in the environment for decades. The new model shows that Fukushima released 3.5 × 1016 Bq caesium-137, roughly twice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figure, and half the release from Chernobyl. The higher number is obviously worrying, says De Geer, although ongoing ground surveys are the only way to truly establish the public-health risk.
Stohl believe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eam's results and thos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an be partly explained by the larger data set used. Japanese estimates rely primarily on data from monitoring posts inside Japan3, which never recorded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radioactivity that blew out over the Pacific Ocean, and eventually reached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aking account of the radiation that has drifted out to the Pacific is essential for getting a real picture of the size and character of the accident," says Tomoya Yamauchi, a radiation physicist at Kobe University who has been measuring radioisotope contamination in soil around Fukushima.
Stohl adds that he is sympathetic to the Japanese teams responsible for the official estimate. "They wanted to get something out quickly," he say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s may seem large, notes Yukio Hayakawa, a volcanologist at Gunma University who has also modeled the accident, but uncertainties in the models mean that the estimates are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he new analysis also claims that the spent fuel being stored in the unit 4 pool emitted copious quantities of caesium-137. Japanese officials have maintained that virtually no radioactivity leaked from the pool. Yet Stohl's model clearly shows that dousing the pool with water caused the plant's caesium-137 emissions to drop markedly (see 'Radiation crisis'). The finding implies that much of the fallout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y flooding the pool earlier.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the spent fuel was not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because the pool itself did not seem to suffer major damage. "I think the release from unit 4 is not important," says Masamichi Chino, a scientist with the Japanese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in Ibaraki, who helped to develop the Japanese official estimate. But De Geer says the new analysis implicating the fuel pool "looks convincing".
The latest analysis also presents evidence that xenon-133 began to vent from Fukushima Daiichi immediately after the quake, and before the tsunami swamped the area. This implies that even without the devastating flood, the earthquake alone was sufficient to cause damage at the pla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report has already acknowledged that the shaking at Fukushima Daiichi exceeded the plant's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ti-nuclear activists have long been concern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adequately address geological hazards when licensing nuclear plants (see Nature 448, 392–393; 2007), and the whiff of xenon could prompt a major rethink of reactor safety assessments, says Yamauchi.
The model also shows that the accident could easily have had a much more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Tokyo. In the first days after the accident the wind was blowing out to sea, but on the afternoon of 14 March it turned back towards shore, bringing clouds of radioactive caesium-137 over a huge swathe of the country (see 'Radioisotope reconstruction'). Where precipitation fell, along the country's central mountain ranges and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plant, higher levels of radioactivity were later recorded in the soil; thankfully, the capital and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had dry weather.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quite a high concentration went over Tokyo, but it didn't rain," says Stohl.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David Cyranoski and Rina Nozawa.
This article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magazine Nature. The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October 25, 2011.
中央社╱巴黎/紐約10/27日綜合外電報導
法國核子監督機構今天表示，從福島核災流入太平洋的大量銫137，釀成史上最嚴重的海洋核子污染單一事件；另有報告顯示，核災釋放到大氣的危險放射物質，實為日本當局評估的2倍。
法國輻射防護暨核子安全研究所（IRSN）在新聞稿中表示：「這是所觀察到，最大宗人工放射性核素流入海洋環境的單一事件。 」
然而，IRSN也證實許多先前評估，表示銫濃度大多被洋流稀釋，除了近岸物種外，並未造成明顯威脅。
銫元素的半衰期很長，得花上30年才能減少一半放射性。
另一方面，來自全球感測網路的1份初步報告顯示，福島核災釋放到大氣的危險放射物質量是日本當局評估的2倍，達到車諾比事件（Chernobyl）總量的40%。
研究執筆人、挪威大氣研究所（NILU）的史托（Andreas Stohl）表示，日本政府只估計來自日本資料，因此遺漏流入海洋的輻射量。
雖然這份報告並未將對人體健康影響納入考量，但銫137危險之處，在於它能停留在環境長達數十年，釋放出致癌輻射，但由於人體吸收的輻射量難以估計，這場核災的長期影響尚不明。
【2011/10/28 中央社】
【明報專訊】
儘管日本官方不斷淡化東京受到福島核災輻射的影響，但民間組織稱，東京近日檢出逾20個高輻射「熱點」，部分熱點輻射程度甚至好比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災區。若證實來源是出現核事故的福島第一核電站，這無疑顯示輻射物擴散情况遠超政府想像，很多之前未被視為高危的地區可能也已受到污染。
棒球場輻射可破壞人體細胞
日本政府一直強調輻射物不會擴散至遠處或污染食物鏈，但獨立專家和民間組織的新近測試結果，卻反駁有關論調。一個名為「輻射防衛計劃」的民間組織，近期在東京和周邊132處地點進行輻射測試，結果發現22個地點的泥土，含有每平方米3.7萬貝克的放射性銫137，與切廠周邊受污染地區相若。在一個位於江戶川區的棒球場，其泥土測出的銫137含量更高達每平方米13.8萬貝克，足以破壞人體細胞及致癌。在最受污染的一處熱點，銫137含量更達到每平方米150 萬貝克。
長崎大學輻射專家任田清志（Kiyoshi Toda）說：「輻射物正透過空氣和食物進入人體，隨處都是，但政府沒有嘗試知會大眾曝露在輻射之中的情况。」
另方面，文部科學省周五認定，東京日前發現的其中一處輻射熱點，放射物源頭並非福島第一核電站，而是一堆存放疑似生產發光漆所需鐳鹽的舊瓶子。
original news from NY times
TOKYO -- Takeo Hayashida signed on with a citizens' group to test for radiation near his son's baseball field in Tokyo afte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him they had no plans to check for fallout from the devastated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Like Japan's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officials said there was nothing to fear in the capital, 160 miles from the disaster zone.
Then came the test result: the level of radioactive cesium in a patch of dirt just yards from where his 11-year-old son, Koshiro, played baseball was equal to those in some contaminated areas around Chernobyl.
The patch of ground was one of more than 20 spots in and around the nation's capital that the citizens' group, and the respected nuclear research center they worked with, found were contaminated with potentially harmful levels of radioactive cesium.
I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nuclear accident, the world's second worst after Chernobyl, that that the vagaries of wind and rain had scattered worrisome amount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in unexpected patterns far outside the evacuation zone 12 miles around the stricken plant. But reports that substantial amounts of cesium had accumulated as far away as Tokyo have raised new concerns about how far the contamination had spread, possibly settling in areas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even considered looking.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act quickly, a growing chorus of scientists say, may be exposing many more people than originally believed to potentially harmful radiation. It is also part of a pattern: Japan's leaders have continually insisted that the fallout from Fukushima will not spread far, or pose a health threat to residents, or contaminate the food chain. And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been proved wrong by independent experts and citizens' groups that conduct testing on their own.
"Radioactive substances are entering people's bodies from the air, from the food. It's everywhere," said Kiyoshi Toda, a radiation expert at Nagasaki University's 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a medical doctor. "But the government doesn't even try to inform the public how much radiation they're exposed to."
The reports of hot spots do not indicate how widespread contamination is in the capital; more sampling would be needed to determine that. But they raise the prospect that people living near concentrated amounts of cesium are being exposed to levels of radiation above accept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meant to protect people from cancer and other illnesses.
Japanese nuclear experts and activists have begun agitating for more comprehensive testing in Tokyo and elsewhere, and a cleanup if necessary. Robert Alvarez, a nuclear expert and a former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energy, echoed those calls, saying the citizens' groups' measurements "raise major and unprecedented concerns about the aftermath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The government has not ignored citizens' pleas entirely; it recently completed aerial testing in eastern Japan, including Tokyo. But several experts and activists say the tests are unlikely to be sensitive enough to be useful in finding micro hot spots such as those found by the citizens' group.
Kaoru Noguchi, head of Tokyo's health and safety section, however, argues that the testing already done is sufficient. Because Tokyo is so developed, she says, radioactive material was much more likely to have fallen on concrete, then washed away. She also said exposure was likely to be limited.
"Nobody stands in one spot all day," she said. "And nobody eats dirt."
Tokyo residents knew soon after the March 11 accident, when a tsunami knocked out the crucial cooling systems at the Fukushima plant, that they were being exposed to radioactive materials. Researchers detected a spike in radiation levels on March 15. Then as rain drizzled down on the evening of March 21, radioactive material again fell on the city.
In the following week, however, radioactivity in the air and water dropped rapidly. Most in the city put aside their jitters, some openly scornful of those -- mostly foreigners -- who had fled Tokyo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isaster.
But not everyone was convinced. Some Tokyo residents bought dosimeters. The Tokyo citizens' group, the Radiation Defense Project, which grew out of a Facebook discussion page, decided to be more proactiv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Yokohama-based Isotope Research Institute, members collected soil samples from near their own homes and submitted them for testing.
Some of the results were shocking: the sample that Mr. Hayashida collected under shrubs near his neighborhood baseball field in the Edogawa ward measured nearly 138,000 becquerels per square meter of radioactive cesium 137, which can damage cells and lead to an increased risk of cancer.
Of the 132 areas tested, 22 were above 37,000 becquerels per square meter, the level at which zones were considered contaminated at Chernobyl.
Edwin Lyman, a physicist at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in Washington, said most residents near Chernobyl were undoubtedly much worse off, surrounded by widespread contamination rather than isolated hot spots. But he said the 37,000 figure remained a good reference point for mandatory cleanup because regular exposure to such contamination could result in a dosage of more than one millisievert per year, the maximum recommended for the public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The most contaminated spot in the Radiation Defense survey, near a church, was well above the level of the 1.5 million becquerels per square meter that required mandatory resettlement at Chernobyl. The level is so much higher than other results in the study that i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f testing error, but micro hot spots are not unheard of after nuclear disasters.
Japan's relatively tame mainstream media,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report on government pronouncements than grass-roots movements, mainly ignored the citizens' group's findings.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Fukushima's problem," said Kota Kinoshita, one of the group's leaders and a former television journalist. "But if the government is not serious about finding out, how can we trust them?"
Hideo Yamazaki, an expert i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t Kinki University in western Japan, did his own survey of the city and said he, too, discovered high levels in the area where the baseball field is located.
"These results are highly localized, so there is no cause for panic," he said. "Still, there are steps the government could be taking, like decontaminating the highest spots."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other suggestions that hot spots were more widespread than originally imagined.
Last month, a local government in a Tokyo ward found a pile of composted leaves at a school that measured 849 becquerels per kilogram of cesium 137, over two times Japan's legally permissible level for compost.
And on Wednesday, civilians who tested the roof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in the nearby city of Yokohama -- farther from Fukushima than Tokyo -- found high quantities of radioactive strontium. (There was also one false alarm this week when sky-high readings were reported in the Setagaya ward in Tokyo; the government later said they were probably caused by bottles of radium, once widely used to make paint.)
The government's own aerial testing showed that although almost all of Tokyo had relatively little contamination, two areas showed elevated readings. One was in a mountainous area at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Tokyo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the other was over three wards of the city -- including the one where the baseball field is situated.
The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said it had started preparations to begin monitoring food products from the nearby mountains, but acknowledged that food had been shipped from that area for months.
Mr. Hayashida, who discovered the high level at the baseball field, said that he was not waiting any longer for government assurances. He moved his family to Okayama, about 370 miles to the southwest.
"Perhaps we could have stayed in Tokyo with no problems," he said. "But I choose a future with no radiation fears."
Matthew L. Wald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and Kantaro Suzuki from Tokyo.
As Japan commemorated the victims of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in August 1945,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uggles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 disaster that struck the country earlier this year, many officials insisted it was time to reduce the reliance on nuclear power and to turn to alternative and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
Tomihisa Taue, the mayor of Nagasaki, said Tuesday that Japan mus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solar, wind and biomass,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 "into a society with a safer energy base."
The Fukushima disaster has changed the way many Japanese people see nuclear energy, with many now in favor of completely abolishing the nuclear industry, or at least reducing its capacities significantly.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nge of mentality, said Reinhard Zöllner from Bonn University.
Commemoration held in a different spirit this year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eremonies at Hiroshima and Nagasaki were held in the spirit of protest against both nuclear bombs and nuclear energy," Zöllner told Deutsche Welle.
Soon after the war, Japan vowed never to make atomic weapons but it did embrace nuclear power - partly out of a concern to not be dependent on imported resources.
"As US President Eisenhower declared in his 1953 speech on 'atoms for peace,' nuclear energy was globally considered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nuclear weapons," in Japan, Zölllner explained.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has said he wants to reflect on the "security myth" of nuclear energy.
Until March, Japan relied on nuclear power for about 30 percent of its energy needs and had planned to boost that to 50 percent by 2030 but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announced a review of that plan.
Only 16 of Japan's 54 reactors are currently operational, with most of the closed plants now undergoing safety checks.
New watchdog for nuclear safety
Tokyo has also decided to set up a new watchdog for nuclear safety within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Zöllner explained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watchdog should be "more independent and reliable." He added that "several high-ranking officials from the existing agencies were released from their duties after it turned out they had tried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in favor of the atomic industry."
However, Andrew DeWi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olicy Studies at Tokyo’s Rikkyo University told Deutsche Welle argued that the "nuclear village still has enormous political power."
"Japan has lots of renewable resources that aren't being utilized because of a strong nuclear lobby. The electrical power industry has basically learned zero from the crisis because they don’t recognize it as that much of a failure. They want to go ahead with nuclear energy plans as the only real alternative energy. They don’t accept defeat," he said.
DeWitt also explained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antipathy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gainst Naoto Kan's recommendations that Japan should rely less upon nuclear energy.
"A large section of his own party and the nuclear village wants to get rid of him," he pointed out.
Currently, renewable energy accounts only for 10 percent of Japan’s energy usage. Naoto Kan, who wants to latch on to public opinion, has said he wants to increase this to 20 percent by 2020, concentrating mostly on wind, solar, or geothermal energy.
Author: Shivani Mathur
Editor: Anne Thomas
（授權轉貼）作者：反核之眾†
2011年6月25日無線電視台《新聞透視》節目「輻射恐慌」，內容嚴重失實，我們在此要求該電視台向公眾道歉，並對有關錯誤及誤導性言論進行公開更正。
不惜掩埋事實 替政府維穩
節目指香港人懼怕輻射不到日本旅行及不吃日本食品是非理性的、是愚蠢的，其中一項「重要」論據是，日本政府自福島事故後天天公佈海、陸、食水、上下 水道的輻射及檢查食物含輻射之數據，除了三月份的幾天有異常外，數字顯示十分安全。但這完全抹煞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為了掩飾核災的嚴重性，以及避免日後的 賠償責任，多次採取了絕不能令人信任的舉措。
例子一：海嘯後福島第一核電廠一至三號反應堆隨即開始核芯熔解，全球專家都在猜測，日本政府卻在兩個多月後才首次承認。
例子二：日本政府一度將福島兒童的可接受輻射水平提高20倍，以及將工人的可接受水平提高1.5倍，引起國際嚴重抗議，連日本內閣核能安全顧問小佐古敏莊，也因此在四月底灑淚宣佈辭職。
例子三：朝日新聞6月10日報導，東京一間網上有機蔬菜零售店測到靜岡縣出產的茶葉含銫-137量超標，而靜岡縣政府反而叫該零售店不要在網上公佈這項消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憂慮」。
例子四：東京都江東區、新宿區等地區的家長不相信政府公佈的輻射水平，指政府在離地18米之上進行測試，他們自行邀請神戶大學教授協助在離地1米處測量，結果測到遠高於政府公佈的水平。
這些例子，在新聞裏比比可見，但《新聞透視》節目通通視若無睹，只是叫公眾去信任日本政府，毋須害怕福島洩漏的輻射有任何負面影響。
完全偏頗地引用「權威專家」
節目只引用日本政府聘請到福島視察的血癌科醫生Robert Gale所提供的影片及引述其言論，就當作說明了這是國際輻射專家的立場。影片顯示Robert Gale在福島現場不穿保護衣，節目便藉此反映「專家連高輻射都不怕，只有愚蠢的香港人才會對低輻射恐慌」。
但節目不會交代Robert Gale是何人。只要略翻資料，就會知道他與美國大亨Occidental Petroleum老闆Armand Hammer關係密切，Hammer幾十年來身處美蘇最高層政要左右，而Robert Gale則在1986-93年間出任Armand Hammer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Nuclear Energy and Health主管，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後應邀到現場「幫忙」，發表只死了30人的言論——這個死亡數字，連身處尷尬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主管位 置(不便對核輻射稍有批評——原因在以下(C)項中述明)的陳馮富珍，也說「我不相信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只造成了五十人死亡。」
今年三月核災出現後，Robert Gale又獲日本政府邀請到福島，並任菅直人首相的顧問。他隨即公佈——這次核意外遠遠不如切爾諾貝爾的核災嚴重、在20公里的隔離區內逗留幾天並不影響 健康、甚至留在福島第一核廠內都不會增加患癌風險；當有工人被輻射灼傷送院，他又指他們不會因此患癌，又說核廠工人不覺得存在資訊不足問題，等等。日後證 明他說的全是胡說八道——隔離區後來擴大到30公里範圍、福島核災級數不久亦升到與切爾諾貝爾一樣的七級、日本政府亦在事發兩個多月後不得不承認第一至三 號反應堆一開始已核芯熔解。這位專家為了幫助政府維穩的泯滅良心舉措，還包括親自教日本政府把核廠的輻射物質傾倒到大海了事。
事實上，此人的不負責任、反科學立場早有前科——在切爾諾貝爾出事後只隔一年，他的「西方醫療隊伍」在該地做了幾百個骨髓移植手術之後，當病者的未 來長遠健康情況還未清晰之際，他就說：「我們可以總結，人體能夠承受的輻射量比從前所估計的應可提高一倍。」此等言論，在網上隨便搜尋一下都可找到，無線 做這個節目卻一概不理就以Robert Gale一人代表國際輻射與健康的學術權威，在節目中擺出來恐嚇香港市民：只有無知的人才害怕輻射。
此外，《新聞透視》又訪問了三名本地專家以及一名政府人員，並採納了他們的觀點去「教育公眾」。但政府人員不用說，其他三人的工作或研究都是與推動 核能有關——核工程師、專門採用放射性治療法的醫生、替大亞灣核電廠做研究的港大物理學家，他們對核能的觀點都是基於個人利益，都必須說服公眾無論發生甚 麼事，都不能質疑輻射的安全性。無線如此嚴重偏差地選擇「受訪權威」，實在匪夷所思。這些專家的言論失實、毫無理據，所引用的資料和數字亦早已被清楚駁 斥，對此，無線完全不讓公眾知情，旁述員對他們的觀點更全盤採納，並以此嘲弄本港市民，以下將引述幾個節目中的例子，去說明無線此種令人髮指的新聞失德。
(A) 用「本底輻射」概念來混淆視聽
馬仲鳴核工程師提到各地區均有「本底輻射」，輻射量有時非常高，對此等情況不必大驚小怪，這種講法意含在本底輻射以外，多添些微份量(如福島洩漏的輻射)其實也沒有甚麼問題。
這種思路是建基於企圖用本底輻射這個概念來混淆視聽，令大家認為本底輻射就是本來應該如此的，其實本底輻射並非就是天然輻射，它可以包括甚多人為因 素引致的輻射，甚至是人造輻射物——即天然所沒有的輻射物，例如幾十年來核爆、核試、製造核武及核電的整個流程中所產生的輻射，這些輻射的非必然性及風 險，都被「本底輻射」這個概念輕輕掩過。
事實上，誰敢說本底輻射對人類及生態無害？科學家指出即使是低劑量的輻射亦可以增加患上各種疾病的機會，改變生物基因。而繼續在環境中增加輻射，引致的健康損害是不容忽視的。(請參看附錄書目)
國際著名的流行病學家Alice Stewart說過，輻射是「一丁點也不能再加」。而早在1958年，諾貝爾獎得主Linus Pauling(1954，化學)已公開警告：「每增一份輻射都損害全球人類的健康及損害人類基因庫，導致未來世代嚴重殘疾兒童的數目增加。」
節目中馬核工程師說：「我地人體都充滿輻射，所有食物都充滿輻射」。這簡直是用胡言亂語來偷天換日——核分裂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絕大部分是天然所無的或只有微量的，人體和食物如不是遭到人造輻射物的污染，那裏會「充滿輻射」？人體和食物中充其量不過是有些天然輻射吧。
沿著這種淡化人造輻射污染的論調，旁述員便隨即引申出連切爾諾貝爾核災都沒有增加患癌比率，原因是人對低輻射有修復功能。這個講法屬全錯。
首先，核輻射不一定提高患癌比率，但這是因為核輻射首先損毀了生物的免疫功能(這就會引起各種感染如肺病)，它也侵害骨髓(而這會引致各種血液 病)，這些都容易令受害者「有機會患癌」之前就因病逝世，而別有用心的研究人員就會說這些死亡案例與核輻射無關。此外，詳盡的科學研究又指出，低劑量核輻 射引發的癌症通常至少有十年的潛伏期，這些癌症出現的數字在十年後便逐步但高速地爬升，官方機構從來就刻意忽略做這一類的追蹤研究，並只會講出低劑量核輻 射沒有增加患癌比率，人對低輻射有修復功能，以及相對於本底輻射這些核輻射的影響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類話。
(B) 遠距離輻射無害論
這些不負責任的官腔，透過另一位節目受訪者梁幹莊教授，又換了個方式來表述——他說「輻射[的影響]與距離[輻射源之平方]成反比」。與馬核工程師 共同的錯處是忽略了人造核輻射物進入體內會發生反覆輻射，於是，舉例說，當一個核粒子在你呼吸時進入你體內並留下來，你與它的距離可以是以1微米計，輻射 污染量相比距離1米時增加1萬億倍——一米是1,000毫米，一微米是千分一毫米——即是(1,000 x 1,000)的平方，這就是「輻射的影響與距離輻射源之平方成反比」的真正意義，而輻射量是以萬億計的，即使吸入最微小的粒子也是危險的。
[ ]內的字眼是本文作者為精確故而加上的。
(C) 毫無獨立學術價值、污衊輻射受害者的所謂研究結果
節目中傅惠霖醫生的講話內容, 全部可見於2005年在維也納舉行的 “Chernobyl: Looking Back to Go Forward”會議的概要。這個會議自稱印製了會議論文集，但最終出現的關於切爾諾貝爾核事故造成的環境、健康、社會及經濟影響的文章，一共只有三篇， 總共才不過66頁，用上的估量輻射風險方法根本就是核企業自行釐訂的；而撰文的都是不熟悉當地情況的西方專家，他們對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的專業科學 家發表了的30,000篇長期追蹤研究論文，或以西方霸權學者的姿態胡亂詮釋，或索性忽略。傅醫生對這些基本方法論上的錯謬照單全收，另 方面卻完全無視具科學實質價值的幾萬篇學術論文，可見他在節目中發表的意見是完全聽命於這個維也納會議的主調，而沒有獨立的學術價值可言。
這個會議的主辦機構和涉及的研究是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主催、付鈔、最後由IAEA找來另外七個聯合國機構合辦*，明顯地是為了修補切 爾諾貝爾核災對核電做成的形象損害而作的舉動。反之，之前在1995年IAEA竟禁止WHO舉行一個學術會議去討論切爾諾貝爾的輻射對健康的影 響，IAEA究竟憑甚麼有這般大的權力，可以在國際層面隨時控制學術、扼殺學術自由呢？
事緣1959年IAEA和WHO(及另外五個聯合國組織**)簽署協議，令WHO等機構要得到IAEA允許才能進行有關核能題材的研究或公佈研究結果。
然而，為何IAEA在聯合國享有如此特權呢？答案是很簡單的，聯合國安理會大國個個都是核國，IAEA又是推廣核能的機構，所以IAEA得享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必然的事。
傅醫生(以及跟隨他的說法的旁述員)在節目中說，切爾諾貝爾核災只有47人死亡，6,848人患甲狀腺癌，當中九成九人痊癒，人們將所有疾病歸咎於 輻射，事實上只因他們聽了宣傳而患上輻射恐懼症，造成抑鬱，並吸煙、酗酒、吸毒(有一項他「厚道」沒有說，而會議則有提出的是性濫交)，因此患上心血管病 而死。又說該地區的畸胎是正常現象，並非輻射引起……這些言論，一字一句都是來自維也納會議概要，傅醫生實際上在「背口黃」——是背有權勢、壓抑學術的國 際賣核機構的口黃。
其實在2005年這個「官方」會議之後，來自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的科學家，以及很多西方的醫生，分別在多國舉行學術會議，宣讀他們的研究論 文，部分論文的英文版可見於 Chernobyl: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for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by Alexey V. Yablokov, Vassily B. Nesterenko and Alexey V. Nesterenko,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81, 2009)。
根據這些長期的、深入的數以萬計的研究論文，截至2005年因切爾諾貝爾核災影響而死亡的人數達100萬，在這些受影響地區，八成兒童都是不健康 的，甲狀腺癌的患者主要是兒童，研究得出銫-137對人及動物與各種心血管病都極有關係的Dr. Bandazhevsky，雖然遭到當局迫害，身陷囹圄而未能出席這些會議，但他的研究仍然有被宣讀。低劑量輻射引致的基因變異在人和動物中都有發生，田 鼠被觀察到了20代基因都未能穩定下來——難道患心血管病的動物和基因變異的動物都是被宣傳嚇倒而患了輻射恐懼症嗎？研究又指出，在接受了低劑量輻射之 後，時間愈久，大約十年後，引致患癌的機會就會快速增加，其他疾病包括腸胃病、眼角膜受損、肺部疾病、精神科疾病包括抑鬱、精神分裂、長期疲累綜合症、提 早衰老、免疫力下降而引致的各種感染等。至於因基因變異而導致畸胎——研究論文指出核災後白俄羅斯的兒童有八成是智力或身體不健全的，這不是與輻射無關的 「正常」現象吧。
病奄奄的人民，面對輻射污染的滅族性後果，接受一點外間的援助——因為當地政府忙於掩飾真相，對人民死活不顧——竟被污名化為「不工作所以導致身體欠佳」。傅醫生與無線亦緊跟這種言論，不單倒果為因，簡直是天良盡喪。
輻射環繞全球不斷游走，因此除了切爾諾貝爾附近地區受到輻射影響，當年在全球各地都有科學家將紀錄到的人類及生物的健康情況，與切爾諾貝爾輻射何時 降落到該地區進行相關性研究。譬如美國西岸的科學家，就發現當地雀鳥等生殖驟降，以及孕婦流產率驟升這些情況，與該等地帶的氣象紀錄(帶輻射的降雨時段) 剛好吻合。這些，都是強力的佐證，說明切爾諾貝爾輻射後果嚴重。
最後，關乎「低劑量輻射無害論」的研究，超過大半個世紀以來，主要由美國主持、方法極偏頗而不科學的「放射線影響研究所」(RERF)的廣島長崎研 究引申而來，再加上核大國及核集團為了逃避對受低劑量輻射影響的工人和居民的賠償，以及可以繼續擴張核生意，所以傅醫生所鐘情的官方偽科學便不斷被反芻廣 傳。另一方面，企圖揭露真相的有良知的科學家的大量研究，恐怕傅醫生與無線不會想知道，更不會想公眾知道。可幸這已不是一個愚民的年代，公眾可以參考一系 列關於低劑量輻射對人類及生物健康影響的資料，而不用被這類依附權貴的「專家」與同樣無良的電視台所騙倒及嚇倒的。
用混亂及錯誤的「風險」言論混淆視聽
節目又誤導性地將吸煙、飲酒、坐飛機、踩單車風險與住在核電廠附近的風險作比較，卻完全不提前四者是「自願性風險」，後者則是在絕對不民主的情況之 下——在鄰近地區忽然興建了核電廠，而居民對有關核電廠的運作及對自己健康的影響則全被隱瞞——所以其實就是「非自願性風險」，是被迫承擔的。此外又提出 另一項居心叵測的比較，就是比較核電與煤電的風險，說後者比前者高4,000倍。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核電帶來的各種風險，包括輻射風險，長期都被國際及國 家機構封鎖。例如開鈾礦帶來的死亡數字、做濃縮鈾時所產生的「貧化鈾」日後導致多少死亡、核電廠本身在發電時產生的輻射排放，經年累月藉著一再調高「可接 受水平」來瞞天過海、核廢料的存放及被再濃縮造成鈈所引申的輻射毒害，還有以上各個程序所應用的火力發電，結果一樣產生大量碳排放，甚至是有輻射性的碳 -14的排放，等等等等。這些全部都是國家及國際機密，從不公佈或被嚴重扭曲。另一方面，煤電在各個工序加強過濾後的排污情況將會是怎樣，卻在這「比較」 過程中絕口不提。在這樣記一漏萬的情況下將核電和煤電作風險比較，就正正是國際核集團為賣核所需而製造的大謊言，也同時是無線這個節目所製造的大謊言。
讓我們提醒無線——作為傳媒的一分子，你這個機構有責任調查事件真相，並向公眾揭露謊言；反之，支持政府去向公眾保證核電廠有多麼安全不是你的角 色，你不應為中國未來的核能大躍進搖旗吶喊，並大力打擊持批判態度的人民。未來20年內中國會一共擁有240台核反應堆，單在廣東便會有32台(特別在沿 岸地區將會密集興建)，無線如果要採納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就會讓公眾知道低劑量核輻射一樣十分危險，而不是說出剛剛相反而毫無理據的話。假如執迷不悔，我 們會不斷地向你提出抗議，香港人也會唾棄無線這個沒有公信力、甘作核集團喉舌的機構。
* 合辦2005年維也納會議的其他七個聯合國組織為：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
** 與IAEA簽署了協議的另外五個組織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書目：
The Woman Who Knew Too Much: Alice Stewart and the Secrets of Radiation (Gayle Green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Medical Research and Radiation Politics: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 1982 (John W. Gofman & Sally S. Hugh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Chernobyl: The Hidden Legacy (Pierpaolo Mittica, London: Trolley Ltd, 2007)
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網址： http://www.psr.org/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網址：http://www.ucsusa.org/
Independent WHO網址：http://www.independentwho.info/index.htm
† 反核之眾由40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強烈要求即時全面廢核，包括：
1. 立即關閉運作中的大亞灣、嶺澳核電廠；
2. 立即停建台山、陽江核電廠；
3. 全球廢核。
39個團體是：一群不願做愚民的反核人士、反核家長組、反核@中國香港編輯部、慢慢走故事坊、街坊工友服務處、工業傷亡權益會、陳皮村網站、綠黨 報、社會主義行動反核青年部隊、四五行動、社會民主連線、梁志成議員辦事處、麥國風議員辦事處、曾建成議員辦事處、古桂耀議員辦事處、陶君行議員辦事處、 黃國桐議員辦事處、徐百弟議員辦事處、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辦事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辦事處、小瀝源圓洲角環境關注組、全球化監察、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Humanis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緣來有機、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香港基督徒學會、青台、回歸基督精神同盟、齊澤克學會、一代人公社、橄欖山、合一運動同學會、左翼21、 亞洲專訊、新又新文教社、1217香片公社、先驅社、立法會議員鄭家富辦事處、Asian People’s Theatre Festival Society
網頁：http://www.greenpartypost.net/nonukes.html
聯絡電郵：nonukessinohk@gmail.com
附頁：以核論核圖片
以核論核圖片(如有篇幅請刊登)：
良心科學家在世衛門口經年長駐，要求世衛取消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協定、把自由還給學術、揭露核輻射的為害。
切爾諾貝爾的松樹齡輪，揭露核災前後的生物異變──對木質的顏色、密度、與生長速度都有很大的影響。
(南加洲大學的科學家Timothy Mousseau在考察切爾諾貝爾的時候拍下這封面照片。仍在衰變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可以將整個物種滅絕。)
廣瀨隆HIROSE Takashi先生：「我認為所有提供資訊的媒界都有錯，他們專講蠢話，如：我們天天時時刻刻都接受輻射啦，外太空都有輻射來到啦。一年365天，一天 24小時，365 x 24=8760，再乘以400毫希，就是日常接受量的3,500,000倍，你說這是安全的？……最大受害者是小孩子。」
Sasha 是核災受害孤兒。逾五百萬兒童住在受核輻射影響的白俄羅斯、蘇聯和烏克蘭。白俄羅斯明斯克兒童院的Alla說：「我們的墓地已擠滿嬰孩的墓穴。」
Concern remains over the potential effect on human health from radiation leaks at the stricken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A 20km (12 mile) evacuation zone affecting about 70,000 people has been imposed around the plant, and is being extended to five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zone to the north west of the plant, wher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is most significant.
Residents living within 30km (18 miles) have been advised to leave the area, or to stay indoors, and try to make their homes airtight.
Experts believe that swift action of this sort should have minimised the risk to human health, but there are worries about the level of radiation to which emergency workers have been exposed, and about possible contamination of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What are the immediate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radiation?
Exposure to high levels of radiation - above one gray (the standard measure of the absorbed dose of radiation) - can result in radiation sickness, which produces a range of symptoms.
Nausea and vomiting often begin within hours of exposure, followed by diarrhoea, headaches and fever.
After the first round of symptoms, there may be a brief period with no apparent illness, but this may be followed within weeks by new, more serious symptoms.
At higher levels of radiation, all of these symptoms may be immediately apparent, along with widespread - and potentially fatal - damage to internal organs.
Exposure to a radiation dose of four gray will typically kill about half of all healthy adults.
For comparison, radiation therapy for cancer typically involves several doses of between one and seven gray at a time - but these doses are highly controlled, and usually specifically targeted at small areas of the body.
A sievert is a gray weighte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articular type of radiation at causing damage to tissues, and is used to measure lower levels of radiation, and for assessing long-term risk, rather than the short-term acute impact of exposure. There are 1,000 millisieverts (mSv) in a sievert.
People are exposed on average to around 2mSv of radiation a year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re is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this dose between individuals.
In the UK, the legal limit for radiation exposure from sources such as nuclear plants for members of the public is 1mSv a year, based 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For emergencies, the upper limit is set higher - 5mSv or more - but these figures are set conservatively, at levels far below those that would significantly raise health risks.
(click to enlarge)
How is radiation sickness treated?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try to minimise further exposure to contamination by removing clothes and shoes, and gently washing the skin and hair with soap and water.
Drugs are available that increase white blood-cell production to counter any damage that may have occurred to the bone marrow, and to reduce the risk of further infections due to immune-system damage.
There are also specific drugs that can help to reduce the exposure of internal organs caused by radioactive material by speeding up its removal from the body.
How does radiation have an impact on health?
Radioactive materials decay spontaneously to produce ionising radiation, which has the capacity to cause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body's internal chemistry, breaking the chemical bonds between the atoms and molecules that make up our tissues. Damage to the DNA of a cell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body responds by trying to repair this damage, but at high doses it is too severe or widespread to make repair possible, leading to short-term acute health effects.
There is also a danger of mistakes in the natural DNA repair process, which can lead in the long-term to cancer.
Regions of the body that are most vulnerable to acute radiation damage include the cells lining the intestine and stomach, and the blood-cell producing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caused is dependent on how long people are exposed to radiation, and at what level.
........................................................
What are the most likely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Cancer is the biggest long-term risk. Usually when the body's cells reach their "sell-by date" they commit suicide. Cancer results when cells lose this ability, and effectively become immortal, continuing to divide and divide in an uncontrolled fashion.
The body has various processes for ensuring that cells do not become cancerous, and for replacing damaged tissue.
But the damage caused by exposure to radiation can completely disrupt these control processes, raising the risk of cancer.
Failure to properly repair the damage caused by radiation can also result in changes - or mutations - to the body's genetic material (DNA), which are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cancer, but may also be potentially passed down to offspring, leading to deformities in future generations. These can include smaller head or brain size, poorly formed eyes, slow growth and severe learning difficulties.
Are children at greater risk?
Potentially yes. Because they are growing more rapidly, more cells are dividing, and so the potential for things to go wrong is greater.
Following the Chernobyl nuclear reactor accident in the Ukraine in 1986,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rde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yroid cancer among children in the vicinity.
This was because the radioactive materials released during the accident contained high levels of radioactive iodine, a material that accumulates in the thyroid.
Children continued to eat and drink heavily contaminated foodstuffs, such as milk.
What risk does Fukushima pose currentl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ve recorded a radiation level of up 400 millisieverts per hour at the nuclear plant itself.
Professor Richard Wakeford, an expert in radiation expos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said exposure to a dose of 400 millisieverts was unlikely to cause radiation sickness - that would require a dose of around twice that level (one sievert/one gray).
However, it could start to depress the production of blood cells in the bone marrow, and was likely to result in a lifetime risk of fatal cancer of 2-4%. Typically, a Japanese person has a lifetime risk of fatal cancer of 20-25%.
A dose of 400 millisieverts is equivalent to the dose from 20 -100 CT scans.
Several emergency workers at the plant were exposed to doses in excess of the emergency dose limit of 250 millisieverts, but no-one has exceeded a dose of 1Sv (1000 mSv). A dose of 1Sv would raise the lifetime risk of fatal cancer by 4-8%, depending on the length of time the exposure lasted.
The lower legs of two workers came into contact with highly contaminated water, which led to a high localised dose to the skin (1-2 gray) that was sufficient to cause temporary skin reddening. The dose to the trunks of their bodies was much less, at 100-200 mSv.
However, even a dose of 100 millisieverts over a year is enough to raise the risk of cancer, and a dose of 250 millisieverts could produce an additional lifetime risk of around 1-2%.
The level of exposure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ven those living close to the plant, was unlikely to be anywhere near as high.
However, levels equivalent to around 25 millisieverts a year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village of Iitate, to the north west of the plant. Professor Wakeford said estimating th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of such a level was difficult, but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it could raise the risk of cancer - albeit by a small amount.
The pattern of contamination around the plant is patchy, reflecting wind direction and rainfall at the time of any release. The risk to people living in less contaminated communities will be much lower than the areas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plant.
What radioactive materials have been released?
Experts are concerned about two type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created as by-products of the nuclear fission process, both of which are easily released and can contaminate the soil relatively easily, and get into the food chain. This is why foodstuffs sourced from some areas have been banned.
The radioactive form of iodine - iodine-131 - is easily absorbed by the thyroid, the gland which regulates growth and cell production.
This would raise the risk of thyroid cancer in those exposed as children.
To counter that risk, people - in particular children - can be given tablets containing a stable form of iodine which would prevent the body absorbing the radioactive version.
Radioactive iodine decays quite quickly and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environment within weeks or months.
The Japanese already have a lot of iodine in their natural diet, so that should help too.
Another potential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is the radioactive form of the metal caesium (caesium-134 and caesium-137), which once released into the environment continues to pose a potential risk for many years.
Unlike iodine, caesium does not concentrate in one particular tissue, but gets into soft tissues, where it can cause cancer.
How c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minimise the cost to human health?
Prof Wakeford said that provide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cted quickly, mos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hould be spared significant health problems.
He said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only people likely to be at risk of short-term serious health effects were emergency workers at the plant potentially exposed to high levels of radiation.
The top priority would be to evacuate people from the area and to make sure they did not eat food contaminated above the limit.
Distribution of iodine pills would also help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thyroid cance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hould high levels of radioactive iodine be present in the environment.
Is there evidence that food has been contaminated?
Yes. Japan's health ministry has urged some residents near the plant to stop drinking tap water after samples showed elevated levels of radioactive iodine - about three times the limit in Japan.
Radioactive iodine has also been found in water supplies in Tokyo at twice the levels deemed safe in Japan for babies and infants to drink, although still some way short of the safety level for adults.
Raised radiation levels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samples of milk and spinach, in some cases well outside the 20km exclusion zone, particularly to the north west of the plant.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Yukio Edano, said the level of radioactivity found in the spinach would, if consumed for a year, equal the radiation received in a single CT scan. For the milk, the figure would be much less.
Professor Wakeford stressed that safe limits in Japan for radiation in food were kept very low and assumed long-term consumption, so people should not necessarily be unduly worried by reports that they had been breached.
For instance, an infant would have to drink over 100 litres of water containing iodine-131 at the limit to reach the dose of radiation received in a year from natural background sources.
However, Professor Wakeford said 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stop young children from eating products contaminated over the limit. But he stressed that contmination levels have fallen sharply since mid-March.
What is the threat to Tokyo residents from contaminated tap water?"
Officials said the tap water showed 210 becquerels per litre of iodine-131 - more than twice the recommended limit of 100 becquerels per litre for infants. The recommended limit for adults is 300 becquerels per litre. (Becquerels is a measure of radioactivity whereas millisieverts is a measure of dosage to the body of the radiation emitted on radioactive decay).
Professor Richard Wakeford says that infants who drank 100 litres of water contaminated at the Japanese limit of 100 becquerels of iodine-131 per litre would receive a radiation dose of about 2 millisieverts of radiation.
The Japanese limit for adults is 300 becquerels of iodine-131 per litre because adults are less sensitive to the effects of radiation.
In comparison, the average person is exposed to 2-2.5 millisieverts from 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 in a year, although variations about this average can be large.
In theory, drinking water contaminated at 210 becquerels of iodine-131 per litre for a year would cause a very small additional risk of cancer - but in practice nothing much more than you could expect to get from normal background levels of radiation.
Is it safe to bathe or wash food in contaminated tap water?
Yes, because only small amounts of water would be ingested into the body from these practices.
What about contaminated seawater?
Levels of radioactive iodine-131 in seawater near the nuclear plant have reached 3,355 times the legal safety limit, but this limit is set at a very low level for normal operations.
Japanese officials admitted the reading was a concern - but said there was no immediate threat to human health.
Professor Wakeford said it would be sensible to ensure that fish and other seafoods contaminated beyond the limit did not enter the food chain.
However, he stressed that radioactive iodine would be diluted by the ocean currents, and would, in any case, decay away almost completely within three months.
How does Fukushima compare to Chernobyl?
Although Japan's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has upgraded the severity rating of the crisis from five to seven,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e same as Chernobyl, officials say emission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at Fukushima currently stand at about 10% of those from the 1986 disaster.
Professor Gerry Thomas, who has studied the aftermath of the Chernobyl disaster, said: "It is very unlikely that this will turn into anything that resembles Chernobyl.
"In Chernobyl you had a steam explosion which exposed the reactor core, which meant you had a lot of radiation shooting up into the atmosphere."
Prof Thomas said although the Chernobyl disaster had led to a rise in thyroid cancer cases, the only people affected were those living in the areas of Ukraine, Belarus and Russia that lie closest to the site of the Chernobyl Power Plant, and who were young at the time.
What if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s?
If there were to be a meltdown or a fire at the nuclear plant, and unfavourable winds, then experts say radioactive material could reach as far as Tokyo, 150 miles (241km) away.
However, even in that situation, the level of radiation is likely to be such that simple measures, such as staying indoors with windows closed, sh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The situation is much better now than at the time of the major earthquake on 11 March because the short-lived radioactive materials have decayed away - the radioactivity of iodine-131, a major concern in releases from the site, reduces by a half every eight days, so in a month there is only one-sixteenth of the original iodine-131 left.
July 6,2011
【明報專訊】日本核泄災難至今近4個月，政府遲遲未能制訂長遠計劃，協助肇事核電站附近的居民對抗輻射污染。居民惟有展開自救計劃，自行挖走花園受污染的泥土，倒入公園或森林開挖的地洞，又用肥皂清洗屋頂，但始終無法清除輻射。距離肇事核電站約60公里的福島市，近日有輻射檢測顯示，土壤中的放射物含量高於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爆的疏散標準，惟日本政府沒制訂撤離計劃。
福島市多個公民團體，上月底委託神戶大學進行輻射檢測。研究人員在福島市4處地點抽取泥土樣本化驗，全部樣本所含的放射性銫，均超過日本法定上限的每公斤1萬貝克，其中一個樣本的輻射含量，更高達每公斤4.65萬貝克，輻射水平遠超切爾諾貝爾事件訂出的疏散標準，惟福島市災民卻未如當年災民獲政府安置。
另外，市內多個地點的輻射水平亦高於每年13毫希，高於自然水平的6倍。福島市公民團體稱，泥土污染問題不斷蔓延，兒童在戶外玩耍，相當於與輻射物玩遊戲，呼籲政府盡快疏散孕婦和兒童。
輻射土存郊區 反製「輻射熱點」
專家批評，政府任由民眾自行棄置輻射物，把污染物集中存放在郊區，反而製造出更多「輻射熱點」，隨時污染地下水源，造成更大的安全危機。現時無法判斷多少輻射污染泥土需被清理，但英國1963年結束在南澳核試後，共挖走了兩立方公里的泥土，日本需挖走的泥土分量料將十分驚人。
路透社/法新社
蘋果日報
本港鮮有治療受輻射影響病人的經驗，有醫生擔心一旦大量中輻射病人湧入，急症室會不勝負荷。香港危機應變醫學 會主席陳德勝稱，過去 10年培訓了數百名醫護人員，其中屯門醫院及東區尤德醫院設有冲洗設備，為身體表面沾了輻射塵病人清洗。至於吸入輻射塵和曾受輻射線照射的病人，暫無藥根 治，可接受支援性治療。
核能， 謝了我不要 ! (Nucléaire, non merci !)
來源：法國反核組織【核能， 謝了我不要 !】
http://nucleaire-nonmerci.net/
編譯：©陳虹君
「核能是解決溫室效應的方案。」「有了核能我們就不用在繳高額電費。」「但是核能是一項危險的工業，生產出電能的同時它也製造了幾千年都無法徹底消失的核廢料。」
以下是擁護與反對核能雙方的意見。既然我們的立場示反對的（ANTI），就讓我們先從支持者（PRO）的聲音開始吧。
一、核能能夠對抗溫室效應和氣候暖化？
PRO- 溫室效應真的是一個問題：它連帶產生氣候變遷、物種消失的結果。假若我們不採取行動與提出解決方案，地球暖化將會越來越嚴重，水、旱災頻繁且難以預測。我認為核能是一個很好的替代能源，有別於其他諸如石油、煤礦、瓦斯等能源，它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ANTI- 對我而言，核能並非解決之道。法國擁有五十八座核子反應爐，竟然還是歐盟國中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最高的國家。於全世界興建核電廠並無法改變現狀。解決溫室 效應的辦法應該是：減低碳能源的使用、開發可再生能源、創造具整體一致性的交通運輸能源政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二、多虧有核能，法國才能夠擁有能源自主性。
PRO- 法國發展核能的選擇就是為了不要依賴他國。自行生產能源無須再向他國購買。再者，法國綽綽有餘的「產能」還能外銷至鄰國。
ANTI- 錯。為了合理化核能的使用，我們被強制密集地使用高號能的電器設施，如：冷氣機、電暖爐。遇到大寒的冬季時還得從比我們更冷的德國進口電力。向德國買進的電力和我們外銷的量相比較可以說是半斤八兩。
三、與再生能源不同的是，核能可以一次產生出好多電能。
PRO- 多虧了核能，我們確實能夠大量生產電力。再生能源很好，但是產能過弱。那真得將全法國佈滿風力電扇才行。
ANTI- 生產大量的能源不表示有好的品質。為了合理化核能的發展，法國電力公司（EDF, Électricité De France）激促我們消耗電力，而不讓我們自省。核能並非便宜的；因為它產能多所以浪費電也無所謂？！三十多年來，法國只著重核能發展，阻礙運用與節約 能源的政策。如果我們都能於日常生活中留意能源的消耗，例如：隨手關電源、專注再生能源的推廣等等。
四、核能產業能夠增加就業機會，對社會是積極正面的。
PRO- 如果我們排除核能，將有許多人失業。即將於諾曼地興建的新一代EPR(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 / Le réacteur pressurisé européen)核能發電廠估
計造就三十個就業機會。
ANTI- 比起電力中央集中式的生產，節約能源與再生能源產業才是真正有就業創造力的產業。舉例來說，太陽能相關的產業今日少說在歐洲已經造就了一萬個工作機會。連 帶相關的研發、製造、裝備與維修又能夠再創造以下千萬個工作機會，具有相當大的附加價值。以全歐洲來看將具有一百萬個工作機會的開創潛能。
五、核分裂所生產出來的輻射廢料，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ANTI- 這些核廢料始終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輻射能千年不衰。這些廢料絕對不該與環境有接觸。我們享用電能，而禍延子孫？
PRO- 的確，至今我們一直在為核廢料尋找出路。目前為止，我們僅能將廢料屯基於地下。鈽元素（Plutonium）的放射期高達兩萬年，讓我們的子孫去想辦法吧！
六、核能對人類健康是有相當危害的。輻射物的不當處理將導致癌症。
ANTI- 興建於諾曼地地區的Hague核電廠，於空氣中排放出的放射性物質和廢料，正是危害環境與附近居民健康的東西。一場意外爆炸的發生是有可能的，其後果必定 是不堪設想。更會深遠地危及農業與世世代代的健康。只要有核電廠存在的一天，原子彈也同樣存在了。我們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風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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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核能廢料從何而來？
答：濃縮鈾經由核分裂反應時所生成具有輻射的物質。它們過去都不曾存在於地球上，是人造的，例如： 鈽元素。
問：這些廢料能做什麼用途？
答：經由核分裂所產生的這些極端放射性污染物我們至今尚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像鈾一樣，鈽能用來生成製造核武、原子彈。即使投注成本相當龐大、相對地也危險，鈽可以被用在特殊設計的核電廠，稱EPR-MOX，目前世界上僅有實驗性的兩座，座落於法國。
問：鈽的危險性在哪？
答：只要幾公克的鈽元素即能產生原子彈的爆發力。即入極微量的鈽放射塵將會導致肺癌。法國「再處理」核廢料的策略，即是從放射性燃料中再分 離出鈽等其他物質（廢料），然而，廢料體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想反地，此過程中再生成的放射性物質毒性又更強了。此過程中的放射性物質的運輸是一相當大的 隱憂。
問：什麼是核廢料「再處理」？
答：此為一項工業流程。從用過的核能燃料中分離出不同的物質：鈾、鈽和分裂產物。目的是取得純鈽。
問：「再處理」有辦法減少核廢料嗎？
答：沒有。再處理所做的僅是分離物質的動作，並沒有將其消失掉。此操作過程中還會產生新的輻射廢料，其中尚有相當重要的部份被棄至於環境當中。
問：鈾與鈽能被回收嗎？
答：在法國，一小部份的鈽（Plutonium，佔分離物質的1%）再次被當作燃料MOX（Mixed Oxyde）— 是一透過廢料「再處理」分離出的鈽和貧鈾 / 耗乏鈾（uranium appauvri; depleted uranium）的混合物— 使用於反應爐。然而，來自「再處理」的鈾廢料繼續無用地堆積、再堆積。於所有擁有核能的國家，完全沒有回收再利用的辦法與策略，因為風險與成本太過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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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洲尼日（Niger）以及加蓬（Gabon）開採鈾礦的法國核能獨佔集團阿海琺（Areva）被指控其開發過程中並無對礦區工人與居民做出正確合理的保護，反而帶來環境浩劫與過量的輻射污染。
採礦工人和居民皆因放射物質的污染罹患癌症。二○○七年四月的一份公開報告中許多組織揭露，直至一九九九年在這些地區開採鈾礦的阿海琺集團的不法行逕：有意隱瞞採礦風險，讓工人在暴露在高輻射危險的礦區工作。由於過度接近具放射性的惰性氣體「氡」和鈾礦。
鈾是一放射性物質其輻射能干擾活細胞的正常運作，及便有此一危險，工人們都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狀況下進入礦區工作。加蓬工人這邊，有兩百四十三位表示遭受到呼吸困難折磨，其餘皆罹患相關心臟與血液症狀。
他們都在輻射塵的污染下生活超過二十年：住在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住宅、醫院、學校等建築；飲用放射性污染的食物。輻射能獨立研調小組(CRIIRAD /
Commission de Recherche et d'Information Indépendantes sur la Radioactivité)實驗室負責人Bruno Chareyron說：「在尼日，阿海琺集團直接將輻射廢物赤裸裸地留在現場，與空氣直接接觸，距離綠洲城以及遊牧民族聚落很近。再者，阿海琺於一九六一 年至一九七五年間持續將大量輻射廢水排入河流中。」即便受到許多組織團體的指控，該跨國企業始終不做任何回應。
◎ 陳品雄
擁核人士總是大談核災變的機率甚低，應視為法律上的「可容許風險」。筆者同意重大核災變很少發生，然而：
一、 核工界（在台灣幾乎等於原能會—台電—清大核工系，儘管這三個單位本應相互批評檢討）不斷指出再生能源不可靠，而且需要大量政府補貼云云。但很明顯的是， 在電業自由化的已開發國家，新一代核能電廠由於無法達成產官學界設定的標準，只能期待國家補貼。德國是明顯的例子。就算沒有核電汰除法（Atomausstieggesetz），德國四大民營電力公司也沒有推動興建新的核電廠，而相反地只想爭取幫核電廠延壽，因為舊廠的成本已由過去的補貼攤提。這其實更偏向能源經濟或電業法等領域，可惜在我國，「核工幫」以核反應的物理問題，阻擋這些重要討論。
二、芬蘭與法國是唯二已在興 建新一代核電廠的歐盟會員國，然而在世界民用核電經驗最純熟的法國Areva集團統包下，芬蘭Olkiluoto核電廠工程卻發生工程延宕超支、電力公司與包商互控、原子能監理單位數次以安全理由要求停工等情事。而去年德國政府則發現較舊的核電廠各有五十到八十個不等的安全性瑕疵。
台灣的「核工幫」應說明為何先進國家會有如此狀況，而不是凡事以圍阻體擋駕。特別核四與芬蘭一樣被指控竄改設計（且不同於芬蘭由法國原廠修改，是台電自作主張），而核一到核三則與德國舊電廠年份相近。到底是台灣核電技術世界第一？還是台灣人命不值錢？
三、台灣對核災變的因應能力根本不存在。筆者任職台北市議會時，曾奉議員指示致電士林分局，抽查其對核子事故ＳＯＰ的理解，然而當時的李漢卿分局長，連士林區鄰接兩大核電廠都不清楚，遑論具備起碼的應變能力，這種狀況似乎不是核子物理學能解決的！（作者服役時經手核生化業務，現為研究助理）
輻射恆久遠、落塵永流傳
──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對海洋的影響
／Panay（台灣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志工）
日本核電廠意外事故震驚全球，也讓台灣甚至整個北半球「剉著等」，許許多多關心核能安危的論述紛紛出籠，包括核電危險或核電安全的都有。然而不可諱言 的，日本福島的核電廠連續氫爆不但導致輻射物質外洩，且為了不讓災情惡化成爐心熔融進而導致核爆的危機，多日來不斷注入加有硼酸的海水，一方面減緩中子反 應、一方面期能快速降低核子反應爐的高溫。
值得注意的是，海水注入核子反應堆後隨即受到輻射污染，部分海水因高溫而成為蒸氣逸散到空氣中，與輻射塵一樣空飄進入平流層，形成輻射雲後隨著雨水落下污染陸地與海洋；其餘停留在反應爐內，具高放射性受污染的海水該怎麼處理？目前仍無答案。
放射性物質的特色是有半衰期（其放射性活度衰減一半所需的時間），其中，核能意外中易被測出的銫137半衰期達30年，也就是大約要300年後才能在自 然界中消失；在福島核災中也已測出銫137，這樣的物質進入海水裡，雖然大海具有相當的自清能力，可以稀釋放射性物質在環境中的濃度，但並無法稀釋這些物 質本身的放射性。
也就是說，輻射污染已隨著福島核災進入海洋，將直接影響海洋生物（牠們會直接接觸到海水裡的輻射污染）、間接透過食物鏈而進 入人類及海洋高階掠食動物如鯨豚、鮪魚等的體內，導致「體內受曝」，這比起體表受曝的殺傷力更大，且輻射物質比起工業常見的重金屬毒害更加難以代謝；依據 法國「世界報」（le Monde）引用車諾堡核爆事件後的研究指出，帶有輻射物質的漂浮分子會被海洋浮游生物吸收，再以團狀糞便排出，糞便中的輻射物質隨著沉積物沉到海底，之 後有可能再度釋出──這表示，輻射對海洋的污染是極為長期且反覆不斷的。
而且，這些受污染的海水及浮游生物會隨著洋流的流動影響更多地區，在台灣，我們將受到流經日本的親潮（太平洋冷流）之影響。
東台灣海域將是台灣受到輻射污染海水影響的區域之最前線，在可見的未來（也就是我們還活著的時候），東台灣沿岸的海洋生物將飽受輻射污染之苦！大家還記 得數年前核二廠海域出現的「秘雕魚」嗎？形成秘雕魚的主因據研究係水溫偏高，但不排除遺傳、胚胎發育缺陷、鹽度、溶氧、輻射、污染（重金屬或其它毒物）等 因素的加乘作用。即將到來的日子，生活在東台灣海域的海洋生物可能會得癌症，只是牠們說不出來、也不會有人去醫治牠們；牠們也可能基因突變，生出畸形的小 魚、小海豚……
核能安全一旦失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海、陸、空、動植物包括人類都無法豁免的。過去，人類抱著「人定勝天」的信念，用層層圍阻體、厚厚的水泥牆來建構核子反應的安全係數。如今，在氣候變遷日趨極端之際，日本的超級震災及海嘯戳破了核電安全的神話。
台灣的核電廠密度排名世界第一！此外台灣與日本同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而台灣的核電廠還有個特色是：鄰近地帶不是有斷層就是有海底火山，這些都使台灣 不能忽視福島核電廠事故的教訓。我們必須審慎思考：核電只佔台灣發電量約20％，卻花掉龐大的人民稅金來維護三個既有核電廠並興建核四廠，這是必要的嗎？
核能災變不是機率問題，而是一次都不能發生！海洋與人類一樣是最終承受核污染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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