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原發」──日本反核運動回顧

大江健三郎（左二）率領反核遊行（攝影：Alfie Goodrich/Japan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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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日本東北地區發生九級地震和海嘯，位於福島縣雙葉郡的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七級核災難，輻射大量外洩，居民被迫逃離家園。面對巨大災難，日本人表現的忍耐和平靜很讓外國人讚嘆，但是，也有人對核災難後日本只有零星的反核聲音，感到很不解。

核災難發生後的半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大江健三郎等發起「千萬人簽名反核能」運動。他們在東京明治公園舉辦了一次大型的「莎喲娜啦 原子能」集會，出席人數高達六萬人，是多年來集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一些人也許會慨嘆「日本人終於覺醒了」。但其實在福島發生核災難之前，日本的反核運動一 直持續不斷，並且在多個地方成功阻止核電站建成。

然而，核災難還是在日本發生了。面對這樣的事實，不難想像日本反核人士的心情。「莎喲娜啦原子能」集會發起人之一安齋育郎是一位輻射防護專家，也是 京都立命國際和平博物館的名譽館長。他今年71歲，是東京大學原子能工學科第一屆畢業生。他從七十年代起就批評政府推動核電，並曾在福島跟當地居民一起反 核。福島發生核災難後，他在一個公開場合說，他對自己未能勸阻政府推動核能感到很羞愧。

大賀絢子（攝影：鐘聖雄／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今年38歲的大賀絢子從事有機農業。她從13歲起就參加反核，是福島「廢爐行動40年計劃委員會」的事務長。今年四月她和同伴宇野朗子到台灣參加反 核遊行。她對台灣民眾說：「對於日本核災造成鄰近國家的不安，我感到很抱歉！我由衷的希望，台灣人民不要遇上類似的災難，也希望自己有能力能夠阻止這些事 情的發生。」

兩位反核人士對核災難的回應，表現了他們的承擔精神，但也讓人感受到日本反核道路的艱辛。本文簡介日本幾個主要的反核抗爭、反核運動面對的阻力和現況，讓讀者從中一瞥日本反核運動的歷史。

〔祝島三十年抗爭〕

日本反核運動最為外界所知的抗爭，應該是祝島居民持續近三十年，反對興建核電廠的抗爭。祝島位於山口縣瀨戶內海，人口只有五百多，島上居民大都以捕 魚和耕種為業。1982年電力公司在山口縣籌建核電廠，廠址選在祝島對岸3.5公里外的上關町浦田港。祝島居民知道，一旦興建核電廠，週遭自然環境將會受 到破壞，他們也會失去生計，從此反核抗爭成為祝島居民生活一部份。

二十九年來，每個星期一黃昏，祝島居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繞島遊行一周，以示他們堅決反核的立場。每逢電力公司派人在附近海域調查或施工，居民都會用自己的漁船圍堵和攔阻，並且佔據預定用來興建核電站的地盤，阻止施工。

彩虹獨木舟隊（攝影：東条雅之／崔愫欣的Blog）

祝島的抗爭一次又一次迫使電力公司擱置建造計劃，抗爭的隊伍也日益壯大。留在祝島的居民，大多是中老年人和婦女，但不少外來的年青人加入了抗爭行 列。一群玩獨木舟的青年組織了「彩虹獨木舟隊」，跟祝島居民一起在海上抗爭。當地和海外的環保組織也經常聲援祝島的抗爭。現時簽名支持祝島停建核電站的人 數已超過一百萬；與此同時，祝島成立了「千年建島基金」，計劃發展太陽能，將祝島建成為一個無核家園。

〔六所村反對設置核燃基地的抗爭〕

六所村居民反對設置核燃基地的抗爭，是日本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反核抗爭。六所村是青森縣一個只有一萬二千人的村落。1984年日本政府提出在六所村建 立乏燃料（即用畢的核燃料）再處理工廠、鈾濃縮工廠和低發射性核廢料處置場三項核設施（之後又加上了乏燃料貯藏設施、高放射性核廢料貯藏管理中心和 「鈽」、MOX加工工廠、原子爐內廢棄物埋設等設施）。計劃雖然得到青森縣縣長和六所村村長支持，但遭到漁民和村民反對。六所村漁民和村民的抗議行動遭到 大力打壓，包括遭警察拘禁，但同時也引起社會對「核燃料循環設施」安全的廣泛關注。

1986年切爾諾貝爾的核災難令日本民眾對核電安全的憂慮大為增加，各地簽名、集會和請願行動此起彼伏，支持在六所村設置核燃基地的村長也在選舉中下台。可惜以「凍結核燃基地建設」為競選綱領的新村長上任後，立即同意繼續建設工程，令反對運動受到很大打擊。

六所村的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置場於1992年建成並投入營運，不少老一輩的村民也淡出抗爭。但反對聲音並沒有停止，一些新村民更組成「女性露營隊」， 以身體阻撓核廢料的運輸，令抗爭得以持續下去。同時，1988年成立的「阻止核燃循環一萬人訴訟團」和居民多次就設施的安全提出訴訟。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 帶頭成立了一個叫Stop Rokkasho 的計劃，通過音樂引起人們關注六所村核設施的問題。原本計劃在1997年投產，位於六所村的乏燃料再處理工廠，因為技術問題未能解決，至今仍未能投入營 運。

坂本龍一（來源：sitesakamoto.com）

〔新瀉縣卷町反核公投運動〕

日本多個地方的反核民眾曾成功將核電拒諸門外。至今為止，日本一共有22處預定建核電廠的地方因居民反對而未有動工，另外有5個地方最終取消有關計 劃，其中包括三重縣蘆濱核電廠、石川縣珠洲核電廠和新瀉縣卷町核能電廠。 事實上，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加上日本國內多次大小核意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日本人大多數人都反對發展核電，這情況一直到2005年後才稍有 改變。

日本學者菅井益郎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反核成為日本居民運動三個主要議題之一。他認為，這段時期日本雖然經歷了經濟及政治上「失落的十 年」，但包括居民運動「培育發展出日本人個人的獨立及主體性格的意識」，令現在日本人普遍渴望實踐直接民主，而公投運動就是體現直接民主的方式之一。

多年來，日本的反核民眾不斷以示威、請願、簽名運動、直接行動、訴訟、拒絶出售土地等方式，抗衡結合政權、財團和傳媒的核電勢力。他們又利用地方選舉提出核電議題，或者在議會中就建造核設施提出反對議案，以至進一步以公投方式，讓民眾直接表達他們的意向。

1996年新瀉縣卷町就是否贊成建造核電舉行公投。這是日本民眾首次對此議題進行公投。卷町建造核電廠的計劃，早於1969年傳出並引起居民的關 注。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後，居民大都反對興建計劃，但是原本贊成凍結建造計劃的町長（即鎮長）於1994年改變立場，同意讓建造計劃重新展開。卷 町居民要求舉行公投，但遭到拒絶。居民於是自行舉辦民間公投，結果投票率高達45.5%。居民隨後發動罷免町長的聯署運動，迫使町長辭職。在1996年1 月的町長選舉中，居民選出贊成停建核電站的町長，並於八月舉行正式的公投，結果超過六成人反對建造核電站。

但是，卷町地方議會中的議員大多為擁核派。隨後幾年，擁核的議會持續跟電力公司和中央政府陰謀推翻公投結果。為了阻止擁核派的陰謀，町長將預定建造 核電廠的土地賣給反核人士。町長雖然為此給扣薪，議會更就賣地一事提出訴訟，但法庭最終判決賣地一事沒有違法。2003年聖誔前夕，東北電力公司終於宣佈 放棄在卷町建造核電廠的計劃。

〔政府以金錢消弭反對聲音〕

早在六十年代，日本不同地方的漁民和農民便已各自展開反核行動，一些計劃建造核電廠的地方如女川、柏崎、刈羽、伊方等都曾出現激烈的抗爭，但當時日本正值經濟起飛，城市居民享受了電力發展帶來的好處，再加上政府的宣傳誤導，大都對反核聲音聽而不聞。

為了消弭地方上的反對聲音，1974年日本政府制定「電源三法」（電源開發促進法、電源開發促進對策特別會計法、發電用設施周邊地區整備法），讓日本政府和電力公司向各縣提供補償金，誘使它們同意興建核電廠。

日本縣政府有權拒絕國家在當地搞設施，但是，一些遍遠地區比較貧窮，年青人都跑到大城市，縣政府稅收有限，地區上的設施和服務都很不足。提供大筆補償金的確有效消弭了大部份反對聲音。另外，由於核電廠在所在地方僱用不少人，令到民眾的意見出現分化。

以青森縣六所村為例，低放射性廢棄場的員工中，一半是當地居民，而六所村村公所又利用補償金建造運動場、溫泉會館和兒童午餐中心等。在青森縣當牙醫 的山本若子是「阻止核燃循環一萬人訴訟團」的成員。她指出一個地方一旦接受興建核能設施，地方政府的財政就會日益依賴中央的補償金，甚至因為想繼續獲得補 償金而不得不建造更多核電廠。她說青森縣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同樣，山口縣祝島對岸上關町的民眾大都贊成興建核電站，原因也是期望核電廠能振興當地經濟。福島核意外後半年，上關舉行町長選舉，原來的擁核町長當選連任，擊敗反對建核電站的候選人，由此可見，經濟利益作為誘因是如何將地方上一些民眾跟核電緊緊地綁在一起。

安斎育郎說，日本的核能發展是在五方推動下完成的。這包括中央政府、電力公司、地方政府、記者和專家。他認為還可以加上擁核的民眾。他說，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的雙葉郡，七十年代就有一個居民組織四處宣傳，為了建立繁榮美好的雙葉郡，當地應該建造核電廠。

〔為核能塗脂抹粉的主流媒體和學者〕

日本九成以上的家庭有訂報習慣，然而日本主流媒體經常被批評為政府的傳聲筒。就日本的核能發展，安斎育郎就指日本記者未有充份監察和批評政府，相反一直配合政府推動核能的政策，散播核能既安全又經濟的謊言。

這情況在福島發生核災難後沒有改變。福島核災難後，日本政府一直阻撓獨立記者和海外傳媒採訪災情，只允許幾家主要媒體出席報告核災難情況的發佈會， 而主流媒體的記者就只是配合政府，宣稱災情並不嚴重或情況受到控制。獨立記者上杉隆更指責，電力公司是主流媒體的大客戶，所以主流媒體的記者在東京電力公 司的記者會上，從不對電力公司的說法提出質詢。當獨立記者揭露電力公司企圖隱瞞災情時，主流媒體卻找來擁核的專家淡化事件。

事實上，日本引入核能，傳媒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五十年代美國為了減低日本人的反美情緒，就是通過《讀賣新聞》在日本大力宣傳「和平使用核能」，令 日本人對核能大為改觀。上杉隆揭發，3月11日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事故時，東京電力公司主席正與多家日本主流傳媒的行政人員在中國訪問。

為核工業塗脂抹粉的，除了主流媒體外，還有學者，如現任日本核力安全委員会委員長的東京大教大學教授班目春樹、福島核災難後獲委任為福島「輻射健康 風險管理顧問」長崎大學教授山下俊一等。事實上，日本有大批學者給民間列為核能工業的「御用學者」，即使在福島核災難後，他們還是配合政府和電力公司，違 背良心地一味叫日本民眾放心，沒有讓民眾了解真相。

〔福島核災難後〕

今年三月福島發生核事故後，大面積土地和海水給污染，政府宣佈封鎖核電站週圍二十公里的地方，數以萬計的人被迫長期離開家園。然而，從一開始政府和 電力公司便力圖淡化災難，甚至不惜將封鎖區範圍縮小，並提高所謂「可接受的輻射污染水平」，否認參與救災的工人的死亡跟核災難有關。日本政府種種的做法已 失去民眾的信任。

日本青年加入反核陣營（攝影Junji Kurokawa/AP）

雖然日本一向有全國性的反核組織，而各地的反核民眾也經常串聯合作，然而反核運動主要集中在建有或計劃興建核設施的地方，即遠離大都市的地方，城市 民眾在反核運動中也不活躍。福島核災難後不久，首都東京開始有零星的反核遊行，遊行人數開始時只有數百，但隨後出現的反核遊行，人數增至數千以至過萬，而 最引人注目的是都市年青人大量加入遊行。9月11日，一個主要是青年人組成的反核遊行隊伍，遭到右派的民族主義者衝擊，在新宿車站附近有十多人遭警察拘 捕，顯示日本政府擔憂城市青年在反核運動中日益活躍。

在福島核災難以前，參與日本反核運動的多是年中老年人，另外女性又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核災難發生後，女性（尤其是福島的女性）再次走到全國反核運動最前面。

福島縣位於日本本州東北地區，境內有兩家核電廠一共10個核反應堆，雖然當地有反核組織，但大多數民眾對核電設施並不關心。今次發生災難的第一核電 廠首個反應堆建於1971年，本應於今年初「廢爐」（即永久關閉），但卻獲准繼續運行十年。當地的反核組織組成了「廢爐行動40年計劃委員會」，成員大部 份是女性。他們準備在今年三月下旬舉辦大型活動，呼籲廢爐，可是活動未及舉辦便發生核災難。

參加靜坐的福島婦女。（來源：majiroxnews）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為了淡化核災難的嚴重程度，只將福島第一核電廠方圓20公里範圍內的居民撤走，福島縣其他地方即使檢測證明輻射超標，仍不能獲得 政府同意疏散。「廢爐行動」成員在核災難後很多被迫離開家園，分散在日本各地。不過他們很快便重新走在一起，呼籲政府立即疏散福島的兒童和懷孕婦女，擴大 疏散區的範圍，和立即制訂立保障市民免受輻射污染的措施等。可是政府一直漠視他們的呼籲。一群為數二百人的福島婦女遂於十月底連續三日在東京靜坐示威。福 島婦女的行動，讓國內外更多人知悉核災難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也讓人見識日本政府對災民的冷漠。

福島核災難後，除了福島受到輻射污染外，其他地區也驗到高水平的輻射，加上政府批准福島食品進入市場，又將福島受污染的泥土和廢物運送到全國不同地 區埋葬和焚燒，令輻射污染擴散到更大範圍。這些措施受到猛烈批評，民間展開了自救運動。很多人自行量度空氣、食物和水的輻射含量，也有民間組織和個人到福 島為兒童檢查身體，為災民的家園清除輻射物質。

日本反核運動仍然如火如荼，有市民組成的團體發起，在東京和大阪就是否繼續採用核能進行公投。這項公投別具意義，因為核電廠建在偏遠地區，生產的電 力卻主要供應大城市。 此外，有市民長期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外示威，各地也持續有反核集會和遊行。11月中，在東京西南的濱岡有3,500人以人鏈方式包圍核電廠，而在福岡縣福岡 市，有一萬五千人集會和遊行。

《朝日新聞》在日本全國進行的意見調查顯示，從四月中到六月中，日本反對核能的人由32%增加到42%，而6月11日至12日期間進行的調查，近四分三的人贊成逐漸減少使用核能並終完全停用核能。日本電視台NHK十月做的意見調查也顯示七成的人認為應減少或完全停用核能。

日本先後經歷原爆和核災難，和平使用核能的神話基本上已完全破滅，相信在不久將來日本會真正走上「脫原發」之路。

〔參考資料〕

(1) 嵐山出家人：日本放射能專家同日本大學生談福島核事故
(2) Ikuro Anzai (安齋育郎): Agenda for Peace Research after 3/11
(3) 廖靜蕙：福島災民現身台灣　見證核災籲勿重演悲劇
(4)呂苡榕：不願核災重演 福島災民登台
(5) 崔愫欣：祝島的一千個傍晚——反核之島抗爭記實
(6) 喜田讓二：當核燃料與我們同在一起──六所村核燃基地的故事（上）
(7) 喜田讓二：當核燃料與我們同在一起──六所村核燃基地的故事（下）
(8) 伴英幸：日本的核能政策與市民的反對運動
(9) Nuclear Energy Agency, OECD: Public Attitudes to Nuclear Power, P.41
(10) 菅井益郎：日本現階段的住民運動 －－以反核電廠為主軸
(11) M. Fackler, N. Onishi: In Japan, a Culture That Promotes Nuclear Dependency
(12) 台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日本的核能重鎮青森縣
(13) 山本若子：核能設施絕非居民的幸福—來自日本青森縣的報告
(14) 核電站推進派連任山口縣上關町長
(15) Makiko Segawa: Free Press Association of Japan Takes on the Information Cartel
(16) Makiko Segawa: Fukushima Residents Seek Answers Amid Mixed Signals From Media, TEPCO and Government. Report from the Radiation Exclusion Zone
(17) 池上善彥: 在核能意外爭議中，導入戰後史的視野
(18) 原発関連御用学者リスト
(19) Update on Anti-Nuclear Protests in Japan
(20) 松井耶依：日本環境運動中婦女扮演的角色
(21) Saeko Uno: Hairo Action Fukushima
(22) iidaruth: Let the House Burn, but Save the Children
(23) Japanese activists pushing for nuclear referendums
(24) 74% of Japanese Favor Nuclear Phase-out
(25) 70 percent in Japan want end to nuclear power
*有關福島核災難後日本的情況、政府的措施和民間的回應等，參考以下網站:
EX-SKF、Fukuhsima Update、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

[延申閱讀]
(1) 大江健三郎：歷史不能重演
(2) 村上春樹：身為一個非現實的夢想家
(3) Can pigs fly - History of the No Nuke Movement in Japan
(4) 公視：我們的島～從廣島到福島

日本靜岡四千人組成人鏈包圍核電站

商業電台 2011/11/27

日本靜岡縣四千名民眾，組成四公里長的人鏈，包圍濱岡核電站，要求棄用核電，改用天然能源。
行動由工會及律師等發起，參加者下午先集會，再遊行到核電站，包圍廠區。有參加者表示，不能以孩子的性命，作為選用核電的代價。

許朗養：與荒井真一談日本青年和反核

2011-11-16 ahchoii LINK

他們說：沒有核能就沒有生命、沒有將來。
電力公司仍將從核電廠獲得巨大利潤－－只要再沒有大地震、大海嘯。就算現在，東京電力公司得到政府支持，未有倒閉跡象。
執政黨得到電力公司的巨款支持；政府改組後，他們亦獲得電力公司的巨款捐獻。
執政黨去年擬定了政策，興建更多核電廠。2030年核能提供的電力將會由百分之三十增至一半。日本還會在其他國家銷售核電廠。
反對黨在政府改組前亦沒有非議核電廠，它們從電力公司獲得巨額捐獻。
現時只有前首相和少數政客要求放棄核能。新首相其實相信也會再次發展核電。
電視、報章和雜誌這些大眾傳播媒體根本不能批評核能，因為電力公司提供的廣告收益不菲。
對這些電視、報章和雜誌來說，電力公司是上佳的顧客。
小小的城市，若有核電廠，便可以得到來自電力公司和政府的支持，數額要比其他城市高三倍，所以它們有好的醫院、文化中心、圖書館、公立學校、音樂廳及其他。而核電廠工人會有服務他們的小酒店、餐廳和商店！所以許多人受惠於核電廠。
不過，許多逃離福島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要求停止福島核電站！
至於日本的大公司則擁有極多電力公司的股份。它們的立場與電力公司並無分別。
這種情况早在1953年便開始：那時候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稱「 原子要為和平服務」。　

──荒井真一演出中的獨白

荒井眞一是日本的著名行為藝術家，十月底曾來港參與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主辦的反核行為藝術演出。他的作品，向來敢於挑戰權威、批判右翼政黨施行的洗 腦式國民教育，例如「Happy Japan」。這一趟來港，他帶來了一個新作品，是關於核電的；亦是他從沒想過的問題──如果沒有發生過311福島核災的話。

荒井：『我以前從沒想過核電究竟有甚麼問題，我平日耗用很多電能，很依賴電能，但自從發生了311事件之後，我不得不去思考核電的問題，不單單我一個人，全國一半居住在東部的日本人都不得不去思考這問題。

即使立即停用核電的話，仍有核廢料的問題要處理，究竟放置到哪裡去呢？政府說可以再循環，科學家們心裡很清楚那是絕對不能再循環的，可是，政府不肯 承認沒可能，還強辭正在研究方案。不可循環就把它埋藏起來好吧？例如芬蘭正在挖掘把二百米深的地洞來處置核廢料，可是，那些輻射元素要長達數十萬年時間才 衰減，萬世之後的人類會不會像我們挖掘金字塔那般探挖那些地洞，以為那必定是祖先們遺留給他們的寶藏呢？──那不就完蛋了嗎？況且，日本地震頻繁，埋藏絕 對不是好方法。那是非常令人煩惱的事。』

我們不太了解日本的反核運動，荒井雖然不是activist，但從他的作品可見他對社會議題非常關注，事實上他也是個上街的藝術家，我們且把話題移到日本反核運動的年青人。

日本青年的SOUND DEMO

香港人對日本年青人的印象不是很潮就是宅男，其實，實況是怎樣的呢？

荒井：『實情是日本也有出身貧窮的年青人，有單親問題家庭的、受家暴影響的．．．日本離婚率很高．．．在學校被欺凌的。即使家庭經濟可以，畢業後亦 會找不到工作，生活上出現種種困難的年青人。（記者按：近十年來，出現了很多長期「炒散」的飛特族──“freeter”）這些年青人不接觸大眾傳媒，因 為電視看到的都是假象，與他們的生活相距甚遠。網路反而是他們可以通行無阻的地方。近年來，這些邊青開始在日本土炮臉書──「MIXI」上結集。』

在MIXI平台上，他們可以同聲同氣，結成群組，一呼百應。可是，甚麼驅使他們上街呢？

荒井：『日本是一個挺荒謬的國家，雖然號稱民主、國民有結社集會自由，可是，示威得向警察申請，遊行路線受限制，動員多過遊行人數的警力，把你重重 包圍，彷彿你是甚麼暴徒，犯了甚麼大罪似的。所以，一般日本人心目中遊行就是搞事、異類分子。年青人不會出來遊行，那是左翼人士──大叔大嬸才會做的事， 而且十分「樣衰」。

然而，年青人有他們自己一套的上街方式，大約三、四年前，東京街頭出現了所謂　SOUND DEMO ──噪音遊行，他們開著貨櫃車，在車架上打band、摔碟，穿街過市，大唱大喊：「我要工作！給我工作！」這種像玩樂的示威形式，吸引了其他年青人，邊緣 孤立的一個個年青人──覺得這方式挺有趣不防參與一下的年青人都聚集起來。』

荒井提到近年頗為轟動的宮下公園事件與SOUND DEMO的關係：『在東京鬧市澀谷，車站附近的宮下公園，一直住了約二十位露宿者，市政府想出一條清場的絕橋──把公園租借給NIKE，改建「NIKE公 園」，美其名給居民提供玩滑板、攀石的免費設施。露宿者及支援團體固然反對，年青人、婦女也不贊成；公園是公共的地方，怎可租出給財團？他們以SOUND DEMO的方式抗爭，於是乎，好些年青人被band sound吸引，本來不明示威訴求，漸漸也了解。而公園（引申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激起了露宿者抗爭和Hip Hop文化運動的交疊。那是三、四年前開始，現在仍在抗爭中。』

八月受位於油麻地的活化廳邀請駐場的市村美佐子──八年前至今一直以露宿者方式生活的藝術家──也有參與其中。

素人之亂、Hip Hop文化

荒井提及近來在日本反核遊行中出現的「素人之亂」。

『其中，一群名叫「素人之亂」的年青人，他們的基地在高円寺，開循環用品店，反消費、反壟斷，主張貧窮無罪。他們也過來參與。在澀谷一帶雖然十分開 發，亦偶有租不出的空鋪，他們平租了一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鋪位，樓下開居酒屋兼循環用品店；樓上給示威人士做會議室，而且可以讓外地來的人住宿其間。

這群人非常有趣，為首的松本哉，畢業於傳統培養政界人士的政法大學，他的抗爭手法很有新意。若干年前，他參選市議員，在網上發起號召，數以百計的人 來聽他發表演說，帶著樂器、橫額、帳蓬、煮食爐，在高円寺站前廣場開餐打邊爐，儼如佔領高円寺。更妙的是警察不能干預，因為那是拉票活動，他們不敢得罪一 個未來政客。

平日街頭是給車輛使用的，東京的銀座、秋葉原等地方，假日會劃出「步行者天國」，禁止車輛駛入，人們才可使用街道。佔領高円寺和宮下公園事件，讓年青人反思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原來我們也可以使用街道，而且可以用自己一套愉快的方式上街，載歌載舞。

日本近十年來興起Hip Hop文化，起初商業味很濃，但是，近年冒起的一些新隊伍，真的以Hip Hop言志，訴說出他們自身──低下階層的苦況和憤怒。例如，某Hip Hop組合不諱言自己出身部落*，在作品中訴說幼時和妹妹在便利店撿零錢的辛酸童年，我聽了十分震撼，在日本竟還有這樣不公義的事實！』

日本青年加入反核

荒井：『這些抗爭新文化──素人之亂、宮下公園的示威者、Hip Hop組合等等，在311核災爆發後，亦爆發出他們的能量。初時，四月期間，素人之亂在網上召集了約五、六千人，其實相當浩大，媒體當然沒有報導，他們自 己在網上發布，後來的遊行愈來愈多人加入，而且不像以往揮旗、喊口號的反核遊行，男女老幼，年青人居多，奇裝異服，喜氣洋洋的上街抗議。看到網路上東京愉 快反核的片段，其他地區也開始零星的示威行動。於是，九月的反核遊行達到五萬人。』

荒井今年52歲，對比起他當年上街，現今的反核年青人有何不同呢？

荒井：『他們比我們強多了。就我個人而言，當年的反叛，只是一味向前衝，不知道不要這樣可以怎樣，即使很多人認為我的作品非常政治性，我其實只表達 了自己的不滿和困惑，當不上activist的角色。現今的年青人，可以說有勇有謀，懂得運用公民權利，利用網絡的優勢，例如他們主動做民意調查，向政客 們施壓。一般敢怒不敢言的人，在網上看到他們的消息和論點，也覺得自己並不孤立，甚至會放膽站出來。』

*記者按：江戶時代階級制度中最低下的一層民眾，像印度的種姓制度，部落民世代貧窮、受歧視，由於出身問題，他們只能做比較低下／厭惡性行業，而藝能界亦有不少部落民。

延申閱讀：
1. 荒井真一的網頁
2. [G8直擊系列] 窮人大反擊──東京高円寺「素人の亂」
3. 松本哉新書《貧乏人の逆襲》摘譯──〈Demo作戰〉和〈三人示威〉

日議員爆料核災內幕 3億封口費送死者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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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縣內村村議會議員西山千嘉子，週日在個人的雅虎部落格爆料，311大地震時引起的核災，造成當時在核能廠內約4300位作業員死亡，對此日本政府 給了死者家屬3億日圓（約新台幣1億1000萬元）的封口費，要他們不能對外公開親人死於核災一事，若說溜嘴3億日圓將全額沒收，因此家屬就算拿到了巨額 賠償金，連小小的葬禮都無法舉辦。



根據西山議員爆料，福島原爆事件發生時，政府對外宣稱作業員「行蹤不明」，其實是謊言，事實上數百名喪生的作業員遺體都被運送到福島縣立醫科大學，被當作「放射線傷害研究用大體」秘密地管理。

到目前為止，曾待在核能廠的作業員人數總計約10萬人，其中的4％在原爆時當場死亡，其餘大多數人皆是在回到家中後才暴斃，死因多為心肌梗塞等突發疾病，而為了堵住這些死者家屬的嘴，政府提供3億日圓的封口費，甚至更高的金額都有，想要壓制這些消息。

福島核災後 早產兒少了一隻手

除此之外，災害過後還待在核能廠的作業員，許多人身上都莫名其妙多了許多瘀青，其實他們都知道自己正暴露於過量的輻射線當中，知道可能活不久了。另外福島 醫院也出現一個7個月大的早產兒，出生時就是少了一隻手的畸形兒，但是政府也將這個悲劇隱瞞，無論在Google上如何蒐尋都找不到相關報導。

除了核能廠的作業員之外，自衛隊64人和警察300也相繼去世，雖然警察們工作的地點在離核能廠20公里遠的地方，但事發之後，政府提供年輕的警官們一天 3萬日圓（約新台幣1萬1000元）的薪水，還向他們保證災情穩定之後一定會高升他們的職位，就這樣幾乎是25歲以下的警員們全都暴露在高度危險的工作環 境下，身體日漸虛弱，導致慢性死亡。

超人反核──不能讓反核聲音消失

（圖說：「網上反核之友」幾名成員每星期六都到旺角街頭宣傳反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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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原名張超勤，因超勤與超人同音，中學時期起便有這個「花名」，是個四十多歲的已婚男子，本來是個平凡的普通文員，閒時學英文。他坦承工 作以外很少理會社會議題，本來沒有想過要進行反核示威。但是日本福島核事故後，他了解到核能潛在的危險，頓時感到人類應停止使用核能。他在網絡發放反核資 訊，在三月二十三日成立了「網上反核之友」Facebook專頁，從五月三日起更每週六到旺角進行反核宣傳。他的反核宣傳很簡單──用三個易拉架列出反對 核能的理據，放在路旁，然後跟途人解釋他們的看法。

　　毅然進行反核行動，除了是因為日本核事故後，他深深感受到核能的危險外，也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反核行動。當年中國決定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在香 港引發強烈的反核聲音，但後來興建核電廠的計劃繼續，反對聲音卻越來越小。「最慘的是，後來反核的聲音好像消聲匿跡了一樣，彷彿世上再沒有這件事。」超人 因此下定決心進行發核宣傳，不理會自己的力量是多微小。

　　「網上反核之友」的成立目標有三個，第一，要求關閉所有核電廠，避免發生核災難；第二，提倡節能，珍惜地球資源，停止高消費生活；第三，盡人類 的責任，保護大地。雖然他認為關閉所有核電廠的機會很小，但仍然覺得這個訴求是必要的，因為一旦作出妥協，就失去了反核的原本意義。

　　「人類太相信科技了。」超人是一名基督徒，認為是神委派人類管理大地，人類要做的是愛護大地回應神的旨意。他認為基督徒一般都傾向反核，因為他 們相信在神的安排下，人類智慧有限，人類科技如核電廠卻越來越複雜。但他認為，災難過後，不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香港人，都很快淡忘了這件事。

　　每星期六，超人跟其他組織成員都會到旺角擺設攤位，宣傳反核。旺角人流眾多，但超人坦言，每次可能只有不足十個人主動向他們了解更多跟核電相關 的問題，有時更會有人指罵他們，著他們不要宣傳甚麼反核。超人卻認為，即使少人關注，搞組織是要形成反核的聲音，讓香港人不要以為反核的聲音已經消失，知 道有少部分人仍在抗爭。雖然宣傳效果不太理想，但偶而也會遇到支持者，例如一個婆婆逢週六都會到來支持他們，令超人感到格外滿足。

　　日本民間團體於九月中發起「永遠告別核電」全球千萬人簽名運動，為了響應超人在十月一日起也開始了街頭反核簽名運動。問超人會否將反核行動升 級，變成更大規模的宣傳示威，他直言自己不打算這樣做。他認為即使組織的聲音微小，但只要他們一直在做，一直發出反核的聲音，便已足夠。「我不是搞社運的 人，但起碼香港會有人，指出核電是危險的。」他指更大規模的示威，應留給環保團體負責，自己只要做好自己的角色就夠了。

　　現時的香港，或許已有太多人在太多事情上保持沉默，超人和他的朋友們的反核聲音雖然微小，但是它大概會一直存在，一直存在。

福島核電站或現核裂變

mingpao 11/2

日本傳媒報道，福島第一核電站2號機的核子反應爐安全廠房內的氣體，可能含有具放射性的氙，且可能已核分裂。

東電表示，第一核電站2號機的反應爐安全廠房內的氣體可能含氙，有可能會發生核分裂，已注入控制核分裂的硼酸水到反應爐。

東電表示，測量反應爐溫度、壓力、輻射線量的監視點數值並無異常。

2號機的安全廠房為了防止可能引發爆炸的氫氣聚集而安裝換氣設備。昨天核電廠人員分析所採的氣體後發現可能含氙。為了安全起見，在台北時間今天凌晨1時48分已開始注入硼酸水到反應爐。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Released Far More Radiation Than Government Said

Global radioactivity data challenge Japanese estimates for emissions and point to the role of spent fuel pools

By Geoff Brumfiel and Nature magazine
October 25, 2011 link

The disaster a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in March released far more radiation th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laimed. So concludes a study1 that combines radioactivity data from across the globe to estimate the scale and fate of emissions from the shattered plant.

The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contrary to government claims, pools used to store spent nuclear fuel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release of the long-lived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 caesium-137, which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y prompt action. The analysis has been posted online for open peer review by the journ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Andreas Stohl, an atmospheric scientist with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ir Research in Kjeller, who led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analys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ffort yet to understand how much radiation was released from Fukushima Daiichi. "It's a very valuable contribution," says Lars-Erik De Geer, an atmospheric modeler with the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in Stockholm, who was not involved with the study.

The reconstruction relies on data from dozens of radiation monitoring stations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Many are part of a global network to watch for tests of nuclear weapons that is run by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in Vienna. The scientists added data from independent stations in Canada, Japan and Europe, and then combined those with larg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aches of global meteorological data.

Stohl cautions that the resulting model is far from perfect. Measurements were scarce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Fukushima accident, and some monitoring posts were too contaminated by radioactivity to provide reliable data. More importantly, exactly what happened inside the reactors — a crucial part of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emitted — remains a mystery that may never be solved. "If you look at the estimates for Chernobyl, you still have a large uncertainty 25 years later," says Stohl.

Nevertheless, the study provides a sweeping view of the accident. "They really took a global view and used all the data available," says De Geer.

Challenging numbers
Japanese investigators had already developed a detailed timeline of events following the 11 March earthquake that precipitated the disaster. Hours after the quake rocked the six reactors at Fukushima Daiichi, the tsunami arrived, knocking out crucial diesel back-up generators designed to cool the reactors in an emergency. Within days, the three reactors operating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overheated and released hydrogen gas, leading to massive explosions. Radioactive fuel recently removed from a fourth reactor was being held in a storage pool at the time of the quake, and on 14 March the pool overheated, possibly sparking fires in the building over the next few days.

But accounting for the radiation that came from the plants has proved much harder than reconstructing this chain of events. The latest report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ublished in June, says that the plant released 1.5 × 1016 bequerels of caesium-137, an isotope with a 30-year half-lif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long-term contamination from the plant. A far larger amount of xenon-133, 1.1 × 1019 Bq, was released, according to official government estimates.

The new study challenges those numbers. On the basis of its reconstructions, the team claims that the accident released around 1.7 × 1019 Bq of xenon-133, greater than the estimated total radioactive release of 1.4 × 1019  Bq from Chernobyl. The fact that three reactors exploded in the Fukushima accident accounts for the huge xenon tally, says De Geer.

Xenon-133 does not pose serious health risks because it is not absorbed by the body or the environment. Caesium-137 fallout, however, is a much greater concern because it will linger in the environment for decades. The new model shows that Fukushima released 3.5 × 1016  Bq caesium-137, roughly twice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figure, and half the release from Chernobyl. The higher number is obviously worrying, says De Geer, although ongoing ground surveys are the only way to truly establish the public-health risk.

Stohl believe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eam's results and thos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an be partly explained by the larger data set used. Japanese estimates rely primarily on data from monitoring posts inside Japan3, which never recorded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radioactivity that blew out over the Pacific Ocean, and eventually reached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Taking account of the radiation that has drifted out to the Pacific is essential for getting a real picture of the size and character of the accident," says Tomoya Yamauchi, a radiation physicist at Kobe University who has been measuring radioisotope contamination in soil around Fukushima.

Stohl adds that he is sympathetic to the Japanese teams responsible for the official estimate. "They wanted to get something out quickly," he say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s may seem large, notes Yukio Hayakawa, a volcanologist at Gunma University who has also modeled the accident, but uncertainties in the models mean that the estimates are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he new analysis also claims that the spent fuel being stored in the unit 4 pool emitted copious quantities of caesium-137. Japanese officials have maintained that virtually no radioactivity leaked from the pool. Yet Stohl's model clearly shows that dousing the pool with water caused the plant's caesium-137 emissions to drop markedly (see 'Radiation crisis'). The finding implies that much of the fallout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by flooding the pool earlier.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the spent fuel was not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contamination, because the pool itself did not seem to suffer major damage. "I think the release from unit 4 is not important," says Masamichi Chino, a scientist with the Japanese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in Ibaraki, who helped to develop the Japanese official estimate. But De Geer says the new analysis implicating the fuel pool "looks convincing".

The latest analysis also presents evidence that xenon-133 began to vent from Fukushima Daiichi immediately after the quake, and before the tsunami swamped the area. This implies that even without the devastating flood, the earthquake alone was sufficient to cause damage at the pla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report has already acknowledged that the shaking at Fukushima Daiichi exceeded the plant's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ti-nuclear activists have long been concern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adequately address geological hazards when licensing nuclear plants (see Nature 448, 392–393; 2007), and the whiff of xenon could prompt a major rethink of reactor safety assessments, says Yamauchi.

The model also shows that the accident could easily have had a much more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Tokyo. In the first days after the accident the wind was blowing out to sea, but on the afternoon of 14 March it turned back towards shore, bringing clouds of radioactive caesium-137 over a huge swathe of the country (see 'Radioisotope reconstruction'). Where precipitation fell, along the country's central mountain ranges and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plant, higher levels of radioactivity were later recorded in the soil; thankfully, the capital and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had dry weather.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quite a high concentration went over Tokyo, but it didn't rain," says Stohl.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David Cyranoski and Rina Nozawa.

This article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magazine Nature. The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October 25, 2011.